从纪录片《雪豹》到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

要想拍到雪豹,就要像雪豹一样思考


文/罗屿
<<新周刊>>第476期



潜伏于裸岩间“距神灵最近,距人类最远”的雪豹,常让摄影师几近绝望:蹲守数月依旧难觅其踪;即便距离十米内,仍可能把它错认为峭壁上的一颗山石。不过除了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摄影师肖恩·摩尔,还有一些人幸运地拍到了雪豹。



    肖恩·摩尔运气不错,熬过无数个毫无所获的白昼,他终于用望远镜瞄到了远处隐藏于一片乱石中的雪豹。作为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摄影师,肖恩此前每天都背着几十公斤的设备攀上陡峭悬崖,在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苦等雪豹现身,几乎绝望。

    这是每个拍摄雪豹的人都曾遭遇的绝望。

    作为公认最难拍的野生动物之一,雪豹行踪诡秘,常年栖息于海拔3000—6000米的偏远荒僻之处,银灰色皮毛是它在高山裸岩中生存的保护色。人们与雪豹距离十米,仍可能把它错认作峭壁上的一颗山石,只能期盼某块石头能够突然奔跑,露出那条几乎与身体一样长的“招牌式”尾巴。

    肖恩发现乱石之中那位“高原隐者”后,一切变得顺利起来。望远镜中先后出现的几只雪豹,其中就有电影中达娃一家的原型。最初他隐藏在距离雪豹四五百米处观察,慢慢靠近,当它们对他的行为动作、体型、体味逐渐习惯,不再视他为威胁,拍摄距离也缩短至一百米。
    九个月的蹲守,肖恩拍下无数雪豹画面,甚至近距离记录了达娃母子的生活。除了他,还有一些人也曾用各自的方法幸运地拍到雪豹,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吃了牧民两百只羊后,雪豹被僧人拍到了。

    在《我们诞生在中国》的雪豹取景地,还有另一支拍摄队伍。

    2011年5月,摄影师耿栋与老同学、纪录片导演周兵谈起三江源地区的雪豹,两人一拍即合,筹划拍摄雪豹。耿栋和摄制组奔赴青海数十次,用四年时间拍摄了这部名为《雪豹》的纪录片。

    最初一无所获,整整两个月,看不到雪豹身影。

    一只雪豹的领地面积有时能达到数百平方公里。在你进入它领地的一刻,你就处于它的视界范围之内,一举一动尽收它眼底。它静观你的行动,一旦觉得不安全便悄然消失,你却依旧茫茫然在无边的高原上搜索它的身影,期望与它相遇。”耿栋说。

    300万的拮据经费让他们无法找到长期蹲守的摄影师,摄制组决定改变策略。“我们的办法是把摄影机交给当地牧民、僧人,他们对雪豹有感情,比我们更了解雪豹习性。”

    僧人周杰参与了拍摄。他在2010年冬天拍到了雪豹。那是一只饥饿的成年豹。大雪封山,它的主要食物岩羊数量骤减,这只雪豹决定铤而走险,闯入牧民索日的围场突袭羊群。捕捉到这一切的周杰不忍看到羊被猎杀,赶走了雪豹。作为拍摄者,周杰的行为干扰了雪豹活动,但耿栋觉得,这也体现了他的慈悲心。

    慈悲的不仅是周杰,还有索日。

    就像电影里辛苦育儿的雪豹妈妈达娃,索日家周围也出没着一只带着两个幼崽艰难求生的母豹。从2009年开始,200多只羊,4年内陆续成了雪豹腹中餐,那是索日绝大部分家产。

    索日带着猎人朋友去打雪豹,他们走到山上,看到两只小豹正玩耍厮打,母豹在高处默默守护。朋友问索日先打大的还是小的。索日思忖片刻,答道“不打了”,扭头便走。他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我们一起住在山上,我是个人,总有其他办法生活”。索日有时也会忍不住想问问政府,雪豹不断跑来吃羊,他该怎么办。

    周杰想拍这一家雪豹。索日住在海拔4500米处,没有手机讯号,周杰用对讲机联系了两天,索日过来接他,两人策马走进不通公路的三江源深处。

    最终,雪豹妈妈的珍贵影像出现了:夜晚,羊群躁动不安,山的那边,一双亮眼闪动,倏忽间它的身影隐于黑夜,羊,一只没有少。

    《雪豹》完成不久,索日家旁修了一条旅游公路,直通一面静谧美丽的湖。自此,雪豹一家隐没于山林,再没有出现。

要想拍摄到雪豹的影像,就必须像雪豹一样思考。

    耿栋他们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布设红外相机自动抓取照片。当一个移动或有体温的个体经过相机前,红外感应器会捕捉动物身影。

    布设红外相机要找到雪豹活动频繁的地点,这需要依靠科学的“痕迹调查”。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实地研究雪豹多年,认为雪豹频繁出没某处的证据包括刨痕、足迹、气味标记、尿迹、爪痕、毛发、卧迹、食物残留等。“比如刨痕,是它标记领地的一种典型方式。雪豹前腿着地,后腿反复刨出一个坑,后面会有一小堆土。由于雪豹喜欢走熟悉路线,发现刨痕的地方,它很可能还会再来。”

    找到痕迹后,摆放相机同样有技巧。“你要预测它从哪些地方经过,根据行走路线设置相机角度,另外保证相机和雪豹高度相同。”耿栋认为,要想拍到雪豹影像,就必须像雪豹一样思考。时坤也认为推测雪豹的行走路线非常关键,相机既不能离雪豹太远,也不能让雪豹贴着相机而行,这两种情况都会让画面模糊一片。“同时,要在两侧相对布设两台相机”,时坤提醒,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雪豹一来一回时,准确捕捉其体侧斑纹,判断是否为
同一个体。“雪豹背上的斑点和人的手指纹一样,都不相同。”

    “拍摄雪豹,前期调研至关重要。”耿栋记得,导演周兵曾垫资派他所在的拍摄小队跟随美国生物科学家乔治·夏勒、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带领的雪豹科考队深入三江源。夏勒一路寻找雪豹痕迹,让他最兴奋的就是发现尚有余温的雪豹粪便,他会小心翼翼将之装进行囊。

    夏勒是世界上最早捕捉到雪豹影像的人。1973年春天,他在巴基斯坦山区,用活山羊作饵等待一整月,终于拍下雪豹照片。

拍野生动物,决不能做干扰性动作。任何时候,拍摄对象第一,拍摄者第二。


    山羊不是次次都能奏效。

    为了拍摄心目中“距离神灵最近,距离人类最远”的雪豹,几年前,摄影师王鹏进入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4年冬天,他们在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中蹲守,把羊拴到雪豹的必经之路上,“其实每天晚上它都来,但是我们拍不到”。趴在石缝里苦等的王鹏,常冻得失去知觉,“感觉是赤裸裸趴在雪上,心特别火热,似乎有些疼”。

    后来,王鹏他们改变了方法——跟踪雪豹的食物岩羊。他们用两年时间跟随岩羊,依旧没有收获。4月,雪豹发情,个体活动逐渐频繁。王鹏一行随雪豹留在雪地中的“梅花脚印”翻山越岭,忽然在距离两百米处发现一只雪豹,王鹏一时“眼泪哗哗的”,但不是因为激动,而是雪盲的症状。

    耿栋与雪豹真正相遇是在2015年,他参加了西藏“珠峰雪豹保护中心”寻找拍摄雪豹的小组。

    他听说了当地民间寻找雪豹的方法:以时间为轴,总结雪豹出现的规律。

    耿栋每天傍晚出发,扛着机器在朋友分析推断的路线上来回徒步行走。第五天,在陡直的峡谷内,三只雪豹同时出现。耿栋马上架起机器开拍。

    这时,他发现两只雪豹跑远,另一只则独自沿山坡爬到高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另外两只远去的方向。耿栋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雪豹家庭,这个家庭采取的策略是,幼崽躲避,母亲掩护。他觉得不能再拍,“人在这里,小雪豹不会回来。而它们离开母亲。一旦遇上狼群,很可能被咬死。我待的时间越长,它们就越危险”。耿栋收起相机,“这个时候更重要的,不是能不能拍到好的镜头,而是这个家庭能不能安全地重逢”。

    作为时坤团队中的一员,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君,在甘肃盐池湾苦苦等待的,也是一个雪豹家庭。“一直觉得雪豹和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总盼望这两个世界能有一个交叉点。”

    2014年夏天,他曾用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母豹和三个幼崽,时隔两年再回盐池湾,王君想看看它们,但最可能拍到它们的相机被埋入冰河,SD卡生死未卜。王君决定在雪豹家庭领地内的一处地窝子(观测掩体)彻夜等待。“避免发出大的声响,避免各种光源,由于地窝子处于下风区,雪豹如果从峡谷方向来,不会闻到人的气味。”王君严阵以待,但雪豹一家没有赴约。

    王君很失落。好在回到营地从冰河中抢救出的SD卡已经烘干,存储的数据还在。他从相机被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向前翻看,忽然,雪豹妈妈在一帧图像中现身,只是身边不见三只幼崽。两年过去,孩子们已经长大离开了家。

    王君说,这张照片就像是雪豹母亲向他问好:不用担心,我还在这个地方,很好地生活着。

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种伟大的准则。

    2016年春节,王鹏在网上发现几张雪豹被人抓住的照片,他动用所有关系,想救下这只雪豹。这是一只将要成年的幼体,到牧民家里袭击牛羊。“它饿疯了,挂在牛的脖子下吸血,人走到旁边都不走。”

    雪豹拍摄者几乎都会看到,雪豹栖息的地方正在被开发,雪豹和人类正在争夺草原上的资源,草原上的环境污染导致生物链断裂……每个人都会问,我们寻找雪豹,难道只是为了拍摄它美丽的身影?

    “有了这些关于雪豹的影片,至少可以让普通大众更多关注这个物种。”在耿栋看来,正是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引发了最近的“雪豹热”,“电影有三个主角——金丝猴、大熊猫、雪豹,最富情感的故事落在了雪豹身上”。耿栋所说的“更富情感”,与雪豹达娃一家的催泪结局有关——达娃在与牦牛群的搏斗中受伤而死;漫天风雪中,达娃的尸体孤独地留在野外,两只未成年的小雪豹生死未知。

    雪豹达娃死了吗?陆川从未给出正面回答,只说《我们诞生在中国》不是纪录片,而是讲述动物情感的故事片。“我们用很多不同个体的素材去构成一个故事。”或者可以说,达娃的故事,取材于摄影师肖恩·摩尔九个月在前方的艰难蹲守,情节成型于陆川的最终剪辑。有网友根据每只雪豹身上独一无二的身份指征——花纹,一帧一帧分析出达娃这一角色是由多只不同雪豹“演员”的画面剪辑而成,甚至其中至少有一只公豹。因而,“达娃之死”是经过创作和剪辑的故事——确实有一只雪豹死去,死因不明,或许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的确是陆川和他的拍摄团队,让更多观众看到了中华大地上这些珍稀动物和它们的生存命运,从而呼唤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耿栋说。

    在时坤看来,陆川的电影毕竟是一部故事片,结局伤感但未必真实。真实世界中的雪豹,其处境也许更加艰辛,也有更多值得人类深思探讨的问题。

    在名为《与兽同在》的野外考察手记中,夏勒引用了维克多·雨果的一句名言:“在人与动物、花朵等自然创造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种伟大的准则,至今罕有人知,但终会人所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