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音乐收集者施坦丁:她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


文/从余
<<新周刊>>第474期



    施坦丁说自己是个时空交错的人,生活在现代社会,灵魂却向往古代。城市的噪音让她焦灼,于是她往人迹罕至的山村遁逃,追逐那些质朴、厚重、能够穿越时间的声音,希望赶在现代文明覆盖之前抢救田野音乐。



    施坦丁不像一个现代人。她穿着一条灰色的无袖紧身裙,扎着两条大辫子,白发夹杂其中,和眼角的皱纹一起展示着一种坦荡的衰老。

    1976年出生的施坦丁今年40岁了。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车去山村里采集音乐,或者在30多度的高温中听人们唱歌,又或者连续熬夜工作,她开始感觉精力有点跟不上了。

    但对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她显得格外从容。

    “我是一个不怕年龄的人,我甚至期待我老,赶紧到60岁,到时候孩子30岁了,独立了,我就没有家庭责任了,没有那么多世俗牵绊了,我会特别开心。”施坦丁说。

    从事田野音乐收集十年,这个新疆女人身上凝结了一种坚硬又温柔的气质:既坚硬到不惧怕时间的流逝,又温柔到能顺从人生的规律。

    如果说人生的重大转折都是由一个个细节造就的,那么对于施坦丁来说,30岁那年与法国电子音乐家LJ(Laurent Jeanneau)的相遇就是转折的起点——故事就从那时候讲起。


记录者:如果不录下来,这些音乐彻底死了,就没有后来人知道了。


    2006年,施坦丁开始在云南大理生活,这是她漂泊几年之后的决定。只因来到此地,突然想煮饭烧菜,过那种最平淡但又最甘之如饴的日子,于是就住了下来。

    一个偶然的傍晚,她追随南苗族女人柔软的调子,找到了这些音乐的录音师LJ。在此之前,LJ在世界各地做田野音乐收集已有20年。确认彼此对音乐和生活的理念一致后,施坦丁决定和他一起上路,去偏远山区寻找那些游离于现代城市文明之外的声音。

    “我之所以对这种音乐产生感觉,是因为它穿越时间的那种厚重感,那种力度。”施坦丁说。

    在她耳中,这些音乐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和功能性。原住民在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劳动时的歌唱,是对各种生活秩序的因循。

    随后几年,施坦丁和LJ每年都会花四五个月时间去到荒僻的山村,从云南、四川、贵州,再到越南、老挝、柬埔寨,有时候就像一场长途奔袭,在那些陌生的无人知道的角落,开掘出古老的宝藏,有时候也会整整一个月一无所获。但她心态摆得正,知道这种记录本身就是一个未知的工作。“所以不期待。”她的声音很轻,像一只随时会飞走的鸟。

    行走多年,施坦丁遇到过太多与音乐相关的人和事。

    在四川大凉山深处的木里县,施坦丁遇到一位青苗的歌者,50多岁,谦和、沉默,有一副好嗓子,但生活极其落魄:丈夫、儿子都卧病在床;山上的房子被泥石流冲走后,她用路边捡来的木材勉强支撑起一个简陋的房屋。

    劳动之余,她依然歌唱,用破旧的录音机为自己也为其他人录音。她给施坦丁展示了一盘盘磁带,说:“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再也没有哪个愿意学习老调子,我会唱的歌很多,如果不录下来,这些音乐彻底死了,就没有后来人知道了。”

    在柬埔寨,一个吉亥族的村落隐藏在大片原始森林中,之前有国外探险家进去后再也没有出来。但也正因为远离喧嚣,这里的音乐保存得十分完好。令人沮丧的是,当地最会唱歌的女孩却一口回绝了施坦丁和LJ。不过施坦丁愿意等。村子小,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每次她都投以真诚的微笑,女孩逐渐扭转了态度。女孩家境贫穷,施坦丁就请她吃饭。一次喝完酒,女孩一下子就敞开了心门,躺在长条椅子上唱歌,屋外大雨滂沱,她自己唱得泪流满面。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不可能完全不能沟通,语言也不是一个障碍。在任何种族、任何国家,人和人会有很多共性。当语言产生矛盾的时候,反而音乐这种抽象的艺术能够软化沟通的障碍。”施坦丁说,那种感觉就像读诗时遇到一个现实中相隔万里但在心灵上息息相通的诗人,一下子就跨越了种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完成了灵魂的对接。

    迄今为止,施坦丁和LJ的Kink Gong 厂牌已经出版了150多张记录田野音乐的CD,也有一些欧美厂牌陆续为他们出版了20来张黑胶唱片和CD。

    “录音录久了,你会发现有了更多的责任在里面,希望挖掘得更深,也希望在未来能够对自己、对音乐做一些交代。”她说。


遁逃者:工业文明的噪音让人焦灼,留下来比出走更需要胆量。


    向田野出发,其实也是施坦丁对城市生活的一种遁逃。2006年遇到LJ是偶然,但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又是必然——拒绝都市气息的施坦丁,注定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拥抱她所热爱的山林。

    2016年7月的下午,我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咖啡馆见到施坦丁。她刚刚结束在新疆两个多月的音乐收集工作,来北京接儿子去大理。2008年,她和LJ生了一个男孩,几年后LJ带孩子去柏林生活。每年除开四五个月的工作时间,施坦丁也会到柏林生活一阵子。她在东柏林的花园里散步、呼吸、放松,觉得那里没有城市的烟火气。

    几年前的一个活动上,一个女生激动地站起来说:“施坦丁放弃了自己优越的工作和生活,去山里工作,我们在座的人就没有这样的勇气。”施坦丁诚恳地回答她:“恰恰相反,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我是从北京逃走的,我要真的很有勇气的话,我会留下来。”

    施坦丁20岁开始工作,在纸媒和电视台做过记者,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华夏人文地理》,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新疆民歌。那是2003年前后,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还是不太适应大城市的节奏,甚至出现了抑郁的征兆——封闭,不愿见朋友,不愿参加任何公共聚会,动不动就想消失,经常整夜整夜地失眠。

    城市的噪音酿造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噬食着施坦丁的心。她总觉得坐出租车过天桥,天桥会塌;坐地铁,地铁会塌。她剃了个光头,希望自己做选择时能更果决。

    她对声音太敏感了。有一次住在深圳华侨城的朋友家,她听到头顶上有飞机盘旋的声音,到三四点都睡不着。而她的朋友竟然住了几年也没有感觉到噪音。

    施坦丁拒绝工业文明里机械摩擦的声音,总觉得有一种焦灼感。

    “这就是城市内部的声音,城市就是由这些声音构成的。”她指着不远处正在隆隆作响的咖啡机。这种机器摩擦的声音让她感到不自在。

    施坦丁决定离开,去一些让她不必后退也不必收缩的地方。

    回望十多年的迷失与探寻,如今她认为那是必须经历的过程:走出日常环境,重新认识自己。

    在内蒙古的草原,她在一个牧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帮他们捡牛粪、做奶点心,感受游牧生活。早上,牧民家的爸爸去很远的草地放牧,妈妈在家缝缝补补、做饭。一到下午,那位妈妈一直往外瞧,念叨着孩子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一朵乌云飘在天上,妈妈往外看,马上要下暴雨了,爸爸在哪儿?妈妈看到远处有一个黑点,又拿望远镜看,笑着说:“我看到黑点在移动,还以为是一只鹰,原来是爸爸!”

    “我觉得这种故事特别美。”时隔多年,施坦丁还能将很多细节娓娓道来。于她而言,只有在栖身乡野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就像一片舒展的绿叶,能够放松、打开;而从事田野音乐,其实并非一场离家万里的出走,而是一次回归母体的旅程。


游荡者:故乡变成了一个名词,那里面真正的情感已经没有了。


    做田野音乐收集的这些年,施坦丁辗转于不同的山区,需要调整时,她就回到在大理租住的客栈。但如今,她觉得大理也已经不是宜居之地了。

    十年间,无数城里人高唱着《去大理》,把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移植到了这个西南小城。在施坦丁眼中,朴素的大理正在无数新拥趸的包围之下,开始丧失原来的气质。她担心,大理的自然资源能否支撑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们,而大理的散淡情致又能否经得起竭泽而渔式的消耗。

    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席卷那些曾经的乡土记忆。过去的两个多月,出生于伊宁的施坦丁回到新疆,却总有一种时光交错感。童年记忆中,一到夏天就有吃不完的葡萄,经常被邀请到哈萨克族或者维吾尔族的人家里吃东西,一起唱歌、跳舞,弹冬不拉。但现在,人们不再游牧,也不似以往般热情。回到家乡的施坦丁经常丧失方位感——以前很喜欢的电影院不见了,一个熟悉的老面包店变成了一个大商场。

    一切都魔幻得好似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们所谓的故乡变成了一个名词,那里面真正的情感已经没有了,被消解掉了。”施坦丁说,她是一个没有家乡概念的人。她也时常感觉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人,灵魂生活在古代,肉身却生活在现代社会。

    她认同那种更粗粝、更朴素的生活方式。她曾在贵州的山里租了一个房子,签了十年长约,那里有更接近于理想生活的范本:屋子旁就是山泉水,她自己担水、做饭、洗衣服,睡在木头房子里,和星空很近,人也睡得踏实。 

    “我觉得女人纺线、绣花都特别美,我自己也很喜欢。女孩子喜欢的丝绸、贴身的东西,都是从自然里来。以前在新疆,少数民族染指甲都是用海兰花和盐来染,我也觉得很美。她们生活就这么简单,因为她们每天想的是怎么美,在古代这个动力特别强大。”施坦丁说,她更认同过去的审美和艺术。

    在大理生活十年,施坦丁几乎不参与那些诗人、艺术家的聚会。她没有这个需求。她不关注微信公众号,也不加微信群。她习惯看纸质书,坚持用手写。“当我面对纸张时,我的想象力更丰富了,但是面对屏幕,屏幕本身就把我的想象力给破坏了。”

    未来几年,她打算去南美。目前的工作重心还是东南亚,或许再过几年,发展迅猛的东南亚就不再有交通不便、人迹罕至的山村了,她得在现代文明来临之前抢救这些音乐。

    最近,施坦丁一直在看法国人列维·施特劳斯的传记《实验室里的诗人》。在她看来,施特劳斯兼具理性的科学态度和感性的温柔,是个诗意的人。“他认为的人类学是要跟当地人有一些情感上的分享,而不是把他们的文化记录、带走。”

    “过去那些好的东西,没有了,你会觉得遗憾吗?”我问。

    “不遗憾。”出乎意料地,施坦丁给出否定答案,“它是自然发生,你阻挡不了这个时代。”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一个经常无能为力的时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过去十年,施坦丁凭借音乐校准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又重新获得了勇气、灵感和自由。更长远的未来,她依然会是一个奔走在荒僻山村的旅人,用朴素的方式向世人讲述那些正在消逝的故事。没想到上学时哲学老师的那句“坦丁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就将如此伴随下去——可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