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松:画室是实验室,不是制造工厂


文/冯嘉安
<<新周刊>>第468期



    在中国近代绘画历史中,高寿的艺术家常给人传统主义的印象,如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几位须髯飘飘的大师,把传统中国画推到最后的高峰。前卫的现代艺术是年轻人的专利,长者与先锋实验似乎难以沾边。

    这是时代隔阂造成的偏见。在中国大陆,那群参与'85新潮的年轻艺术家,如今不过四五十岁,但在台湾,现代艺术的兴起比大陆整整早了三十年,当中的代表人物,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上世纪50年代,他们在台湾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艺术运动,当中扛大旗者,正是有“现代水墨之父”之称的刘国松。

    四年前,刘国松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80回眸”回顾展。今年,84岁高寿的刘国松,把“苍穹之韵——刘国松水墨艺术展”带到上海中华艺术宫。这次展览精选了刘国松自1949年至2016年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画作,作品呈现出五种不同风格。

    创新与革命在刘国松身上没有因年龄而停滞。在上海,刘国松接受《新周刊》采访时,中气十足地说:“如今我每天坚持创作,而且多画大尺寸的作品。我过一段时间就创造一种新的风格,旧的风格已经没有挑战性,太熟练了,所以就要实验新的技法。画室是实验室,不是传统绘画制造的工厂。”


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


    1956年夏天,刘国松和他的同学郭于伦、李芳枝、郭东荣,借用了台湾师范大学的四个素描课室,举办了一次“四人联展”。“四人联展”后,刘国松四人,加上另外两位台师大毕业生陈景容、郑琼娟,成立艺术团体“五月画会”。这是一场对当时笼罩台湾美术界传统主义保守趣味的反抗。

    台湾诗人余光中60年代的时候就说:“‘五月画会’已经超越了种种界限而开始成为国际性的艺术。”研究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学者吕澎,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一书里写道:“‘五月画会’显然抛弃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方法,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图像支撑的传统绘画,开始遭到年轻艺术家的彻底颠覆。”

     时间一晃就是60年,刘国松如今在上海提起这段往事,百感交集:“我们用‘五月画会’这名字,就是受了法国‘五月沙龙’的影响。画会的外文名字,就叫‘Salon de Mai’,想在台湾把‘五月沙龙’的精神继承过来,全盘西化。在台湾成立一个‘五月沙龙’的分号,那就是很得意的事情了,虽然现在看来当时是很幼稚的。”

    不过,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刘国松没有走多远。他发现“纽约画派”的抽象表现主义行动绘画,其实受中国传统书法影响。刘国松开始反思全盘西化是否走得通。

    “1959年,我在故宫博物院看到了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就感叹,中国在南宋就有这么伟大的作品。不管是在绘画的思想、技法,还是表现形式上,西方到20世纪初,德国的表现主义出现的时候,才有作品能够与《泼墨仙人图》媲美。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在20世纪之前,中国的绘画是领先西方700年的。这就是我当时要回头发扬中国文化的原因。”

    刘国松提出“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这是针对当时“模仿西方的新派,比模仿中国的旧派好”的观点。同时也说“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这是针对当时流行抄袭西方的形式,认为抄袭西方就是解决抄袭中国古代的出路。

   “艺术应该创造,不应该抄袭。”


时移世易,几十年后,刘国松的艺术观念得到学术界认可,艺术市场对刘国松的关注也逐渐升温。


    刘国松的前卫性在70年代的台湾并不受待见,为了逃避这种门户之见,他去了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

     现在回看当时的情景,刘国松感慨:“我当时在反对文人画传统的时候,画西画的画家都支持我们。但我提出‘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这个观点后,结果原本支持我们的人就开始骂我们了。到最后我们变成两面受敌,在台湾受到了传统派和西洋派的夹击。”

    时移世易,几十年后,刘国松的艺术观念得到学术界认可,艺术市场对刘国松的关注也逐渐升温。

    如今,收藏刘国松作品的藏家,多数长期关注当代水墨,刘国松作为现代水墨的先驱,在藏家的收藏序列中自然不能缺位。这批当代水墨的藏家,近来对刘国松的作品兴起了“回溯式”的收藏,更关注他早年成熟期的作品。由于刘国松的作品一直由国外或港台机构代理,较少大陆艺术市场近年来的炒作泡沫,因此他的作品一直处于价格洼地。

    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的取样数据,十年前刘国松作品在拍卖市场上的均价约为1.8万元/平方尺,十年后达到了10万元/平方尺以上,2014年更是出现了高峰,达18万元/平方尺。成交价最高的作品是1987年作的《香江岁月》手卷,在佳士得香港2014年秋拍中以1328万元成交,刷新个人作品的成交纪录。

    对此,刘国松本人却不太关注。他在中国大陆的个展,全部都开在美术馆和博物馆,有商业画廊委托策展人请刘国松到画廊开个展,都被他婉拒了。他说:“我来大陆是在学术上推动中国画的发展,而不是到大陆来卖画的。”2013年,刘国松给家乡的山东博物馆捐赠了60幅作品,捐赠还在进行,他承诺最终捐赠数目将不低于100幅。


吴冠中握着刘国松的手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回台后,刘国松给《文星》写了介绍吴冠中的万字长文。


    翻看刘国松的个展经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国松的个展基本是在欧美进行的,从80年代到今天,他的个展集中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方。

    刘国松说:“中国大陆是中国绘画的大本营,推广中国绘画的现代化应该在中国大陆,这可以说是我的‘中国梦’。我希望把文人画推到历史里面去,建立一个既现代又中国的新传统。”

    1981年,北京的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刘国松当时在香港。中国画研究院首任院长李可染邀请刘国松参加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也希望他带两幅画去参加成立大会的展览。

    刘国松的两幅作品出现在中国美术馆的圆厅时,引起了大陆画家的兴趣,纷纷议论原来中国画还可以这样画。
时任全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在“文革”结束后平反复出,看到大家对刘国松作品的兴趣,当即邀请刘国松到大陆来举办个展。展览期间,刘国松通过演讲把水墨画的新技法向听众一一陈述。

    当时有人问刘国松:“你把自己研究出来的新技法都公布了,不怕别人画得比你更好吗?”刘国松的回答是:“我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画,画得比我更好是最好的,中国的新传统就有希望了。”
 
    演讲结束后,一位比刘国松年长十多岁的老先生上来跟他握手,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这位先生正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大陆率先提出“形式革命”的现代主义艺术践行者吴冠中。

    吴冠中后来写道:“他的画带来新颖,我们过多依据传统的老食谱,希望换点口味;他的画带来新奇,定也有人认为看不懂,不习惯。”这种“看不懂,不习惯”,正是两人的共同语言。

    回台湾后,刘国松给《文星》杂志撰写万字长文介绍吴冠中。吴冠中首次在台湾亮相,就登上了《文星》杂志的封面。

    2010年,吴冠中逝世前在香港办展览,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指名刘国松帮忙揭幕。

    刘国松跟吴冠中因为“共同的语言”,成了忘年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