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毛姆、恰佩克 三个“毒舌男”一台戏


文/宋爽
<<新周刊>>第468期



    很多时候,得体的漂亮话并不一定是良好教养的代名词,它很有可能只是平庸和缺乏勇气的产物。与这种无营养的漂亮话相比,毒舌作家简直让人心旷神怡。

    对于一些野心勃勃的作家而言,“随大流”完全违背他们的天性,他们更喜欢嘲弄那些神经紧绷的文明人,以最残酷的方式,剥开人性中掩藏的真相。


王尔德——“做你自己吧,因为别人都有人做了。”


    作为毒舌界的祖师爷,王尔德非常容易从他人的难为情中得到最纯真的快乐。

    如果你在朋友圈上晒健康早餐,他一准会说“只有无聊的人才会把早餐吃出花样来”;如果你觉得新来的同事长相欠妥,他会用赞赏的语气告诉你“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如果你是鸡汤文的忠实粉丝,他会耸耸肩说“做你自己吧,因为别人都有人做了”;当你正准备因为一个人难以撼动的原则感到自愧不如时,他在旁边喃喃自语,“我喜欢没原则的人甚于世界上的一切”。

    王尔德可以让任何人对自己产生怀疑,或对那些古董级的真理嗤之以鼻。旁人的不认同对于王尔德没有任何困扰——他的目的就是让人困扰。

    当然,如果真有人非要抡起袖子跟他辩驳一番的话,他会立刻攻击你的人格,抛出“恶莫大于肤浅”作为回应,暗示你这么做不过是因为智商不够,并且讽刺道:“争论是俗不可耐的,因为道德社会里每个人都持完全相同的观点。”

    但面对美的时候,王尔德的毒舌技能瞬间下降为零。他对美有一种可怕的宠溺,也不在乎任何人指责他肤浅或道德沦丧,而是以一种狂欢式的、浪潮般的热情歌颂美。“美是天才的一种形式——说真的,高于天才,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解释。”

    对于那些拥有希腊雕塑般的身体和冷峻面容的可人儿,王尔德甘愿臣服于他们肉欲的光晕之中,还不忘适时发出感叹:“我想所有迷人的人都是被宠爱着的,这是他们魅力来源的秘密。” 他不在乎这些波西一样的美人儿是否拥有高尚的情操,因为“把人分成好的与坏的是荒谬的,人要么迷人,要么乏味”。


毛姆——“作家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


    1791年,法国大革命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女权宣言》,倡导男女平权,拉开了女性主义运动。但即便过了快一百年,毛姆仍未受到丝毫影响。

    他在《月亮和六便士》中这样形容思特里克兰德夫人的感情:“这是一种对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产生的被动的感情,正像藤蔓可以攀附在随便哪株树上一样。因为这种感情可以叫一个女孩嫁给任何一个需要她的男人,相信日久天长便会对这个人产生爱情,所以世俗的见解便断定了它的力量。但是说到底,这种感情是什么呢?它只不过是对有保障的生活的满足、对拥有家资的骄傲、对有人需要自己沾沾自喜和对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洋洋得意而已;女人们禀性善良、喜爱虚荣,因此便认为这种感情极富精神价值。”

    而在《面纱》中,一个疯狂陷入爱河的男性形象是这样的:“我对你根本没抱幻想。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你的理想,你势利、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为了欣赏你所热衷的那些玩意我竭尽全力,为了向你展示我并非不是无知、庸俗、闲言碎语、愚蠢至极,我煞费苦心。我知道智慧将会令你大惊失色,所以处处谨小慎微,务必表现得和你交往的任何男人一样像个傻瓜。”

    这两段文字千差万别,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愚蠢的总是女人。

    毛姆是个天生的浪荡子,人人皆知他“性欲旺盛”,同相当一部分男性一样,毛姆对女人永无休止的爱来爱去感到腻烦:“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有时间搞恋爱。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我是个男人,有时候我需要一个女性。但是一旦我的情欲得到了满足,我就准备做别的事了……女人除了谈情说爱不会干别的,所以她们把爱情看得非常重要,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

    只要智力正常,没有哪个读者会忽略毛姆对女性的不屑一顾。但我们却很难怪罪于他——毕竟,谁好意思完全否认呢?

    毛姆的不客气并不止针对女性,他对人性、生活也不抱希望。他早就表明自己“更倾向于指望人们作恶而不是为善”。毛姆的真实人生比他的小说主人公还要凄惨数倍。尽管出生在上流社会,但打击接二连三。他幼年便失去父母,一生都将母亲的照片放在床边。当他到了英国之后,又因为种种不适应导致严重的口吃,这一切只得把他打造成一个不受欢迎的边缘人,但也给了他审视周遭世界的绝佳契机:“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


恰佩克——“一个园丁最不可或缺的植物,就是目前他花园里没有的。”


    匪夷所思的是,毒舌作家的清单中几乎看不见捷克人卡雷尔·恰佩克的身影——与毛姆及王尔德比起来,他显然并不刻薄:他的毒舌更多的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诙谐和轻松。

   很多人把这个和可爱鼹鼠来自同一个东欧小国的作家抛之脑后,但如果仔细阅读《园丁的十二个月》,一准会爱上园艺这门倒霉的艺术。

   “如果园丁是打从创世之初开始,通过物竞天择演化而成的话,那么他们今天可能会发展成某种无脊椎动物。毕竟,园丁要背部干吗?……园丁通常都是背部朝上;脚和手伸展开来,头则藏在两膝间的某处,就像是在分娩的母马……当你看见他时,他很少有超过一米高的。”

   在恰佩克眼中,园丁滑稽又贪婪,他们极尽人生之一切可能,不过是为了有一个没有任何遗憾的园子。但园丁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天气,不是缺乏买种子的资金,更不是地头上已经没有任何可供种植的闲地,而是女人。即便园丁们苦苦哀求,他们也休想把心爱的植物摆在室内的窗户边,因为“蠢女人坚称——窗户是为了通风才安装的”。

    尽管这些作家在洞察人性方面有令人赞叹的天赋,但从未有人将带有明显毒舌倾向的作家归结为“伟大的”“具有永恒意义”式的人物。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承认,“作家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让人遗憾的是,道德或多或少被忽略掉了,变得有些无足轻重。但无论如何,刻薄仍属于某种尚未被升华的原始情感——任何人,即使不接受任何文明和教育的洗礼照样能轻松拥有。从某种程度而言,毒舌比悲悯来得容易得多,但离伟大就比较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