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登科:一个活在悖论中的农民哲学家


文/郑依妮
<<新周刊>>第467期



侯登科,一个拍摄了4.3万张底片,为历史留下了20世纪最后20年农村生活影像的摄影师,他的影像在他逝世13年后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源于侯登科的“12年之约”。2003年,侯登科离世前,在病床上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好友于德水、李媚,并和他们定下了“12年之约”。他们约定,如果12年之后,还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接收,并且发挥这批作品的作用,那么就将这些作品交由他的女儿处理。

    12年过去了,今年是侯登科逝世后的第13年,他的女儿决定把这批作品公之于众。4月,深圳“侯登科摄影回顾展1978—2002”首次大量曝光了他生前从未面世的众多影像作品和大量日记手稿、书信。斯蒂芬·茨威格说:“在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

    虽然侯登科已无法再临现场,但我们从他生前的艺术家好友口中,还原了一个从未离开过的侯登科。


“只要汗水不停地从体内喷出来,我就能从一种惩罚性的启示中感受到自我生命力的存在,拍与不拍于我无多大区别。”


    侯登科出生在城乡接合部。在父亲缺席的童年里,饥饿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从小对粮食以及与粮食有关的一切深深烙印在他心里,他的人生经验更多来自包围着他的农业社会。

    1980年代初,时任西安铁路工程处电影放映员的侯登科,在工作之余开始喜欢上了照相,当时单位工会有一台国产135型珠江201单反胶片相机。从双手触碰到第一台相机之后,他全部的精神生活就在这里展开。虽然他成年后获得了物质上的改变,以践行儒家思想成为一名“拿工薪人”中的佼佼者,但是,侯登科的这一生都没有进入城市,无论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还是在内心世界。

   《四方城》是他仅有的一个拍摄城市的作品,他生活的环境是处于城市边缘的陕西临潼,他的情感与精神永远倾情的还是那块温润的土地。他排斥都市,在水泥的楼群里惶惶不可终日。回到泥土中,他惬意舒服。但是他又有那么多的不满。他的整个摄影历程,就是一个身份寻找与认同的过程。
 
    不沉迷于酒精的文学家不是好摄影师,在侯登科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如果侯登科不是进入了摄影界,以他今天曝光的上百万文字的书信日记来看,在文学界也应该是个人物。哪怕是他平日里随手写的日记,少则一万字,多则五万字,日记里大量记录了他拍摄的过程和从未间断的思考,柔软而细腻。

    他在日记中写到关于拍摄农民的感受:“无论是在准阳县的农村里,还是在武昌南站的站场工地上,只要汗水不停地从体内喷出来,我就能从一种惩罚性的启示中感受到自我生命力的存在,拍与不拍似乎于我无多大区别……”

    然而,侯登科的文章、诗歌、思想、影像,都是孤独的。

    石宝琇是侯登科生前的好友,也是侯登科日记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字。石宝琇回忆:“侯登科其实是一个很分裂的人,他的一生都处于悖论当中。他依靠悖论,他自己本身也是悖论。他表面看着很刚强,性格刚烈暴躁,而有时候笑起来也很狡黠,其实他内心那些东西挺多,挺复杂。”

    侯登科在平常工作上,尤其在上下级关系上,执行的是孔孟之道;然而他在拍照、写诗、写文章上,说的都是西方哲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他精神上的悖论。

    侯登科在行为上也是分裂而怪异的。他在农村里,总是穿着一套西装,然而他进入城市时,却要穿特别破旧的衣服,甚至刻意在新衣服上打补丁。他始终在与自己所处的环境保持距离。同时,他又不是过着一种完全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不断赢得更好的物质条件努力。他在交织矛盾中不断产生悖论,在搓揉一起的状态当中,自我撕裂着。

   “我诅咒过自己千百次,我却真是个农民。”

   侯登科说自己是个农民,于是,大家都说他是个农民。但他其实不是农民,这也是他自身分裂与悖论的体现。

   有一年,侯登科要出版画册,当时他和石宝琇刚大吵一架,他还找到石宝琇给画册写前言。后来侯登科跟石宝琇说:“就是因为你跟我吵了一架,你肯定气在头上,这时候写的东西会比较真实,不会老是说表扬的话,所以才找你写的。”于是石宝琇还真的在前言说:“侯登科是一个农民。”

    其实这是一句嘲讽的气话。也许是侯登科在拍摄的过程中认可了这个身份,也许是他处于对自己的嘲讽,结果这句话被他拿来变成了自己的语录,开篇第一句就是“我就是一个农民”。这反倒把石宝琇气坏了。

   一晃20年过去了,石宝琇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农民,而是吃着皇粮的干部,其次,他是关注农民问题的哲学家。”

    侯登科对农民的感情很复杂。侯登科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们在铁路上有一个小站,有一天一个农民挑了一筐鸡蛋路过铁轨,这个时候火车来了,那个小站的工作人员拼命地喊,但那个农民没听见,于是工作人员就冲过去把农民推出了铁道,自己却被轧死了。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那个农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要赔我的鸡蛋。”

   这就是农民,因为鸡蛋对农民来说是具体的,是关乎钱的事情。而那样一个生命对他而言,是他人。人命不如鸡蛋值钱,这是侯登科眼中真实的农民。然而他还是想要帮助这些人。他在拍摄《麦客》的后期,已经有意识地把被拍摄者的名字记录下来,他希望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这群底层的人。然而,他的内心又是分裂的。他在拍摄的时候总是骂骂咧咧的,一边想要帮助他人,一边却说着人性的丑恶。

   我们常常在他的图片中看到一种令人心痛的东西隐隐地被遮蔽在影像中,他的好友李媚说:“侯登科对于人性当中的复杂性,有一种强烈、超常的敏感和尖锐的判断,他的那种观察是很尖锐的,所以他能看到比我们更多的东西,以至于在这种社会底层或者社会生活当中他的煎熬才会如此残酷和强烈,最终夺走他的生命。”

    就如侯登科在日记中所写的:“我和摄影,完全保持了一种行动上、心理上的联系,保持了一种无言的默契关系……但是,在这种不用言说的关系中,在这种不言不语的同行中,又间或存在着一种难言的隐衷或者苦涩。仿佛它是一块禁地,谁也不愿踏进它;仿佛它是一个包容着全部人生奥秘的沼泽地,踏进它就会缓缓陷下去,就会终于陷入绝望之地似的!”


“每当我把珍藏的记忆在自虐中撕得粉碎之后,又把它一片片地捡回,拼凑,复原。”


    在侯登科首次曝光的《计划生育突击》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而作为拍摄者,侯登科是远离事件的,事件只是他观察社会生活的一个背景,更多的是去感悟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这可能是他更要关注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回想起去拍计划生育时自己面对的那些令人灵魂不安、道义不安的场面镜头实在让我后悔,我空‘体验’了一种道德上的无法解脱感、无能为力和左右不是。照相,一个侵犯人的工具,在它面前,又如何解释人格的位置和尊严?我之所以没有拍下那些场景人物,我深怕的是自己也在这种侵犯中丧失了自己的尊严。”

   李媚在评价侯登科的影像时说:“他的镜头是带着人性本质的追问与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关注定格一张张影像的, 这些图像的价值会远远超越纯粹的图像而具有更广的社会学价值和人本意义。当看影像与看一个人的一生重合在一起的时候,影像就不仅仅是影像了,它永远生动而柔软。”

   《计划生育突击》的专题分别拍摄于1991年陕西临潼与1993年临潼县行者乡落实二胎结扎突击。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这个专题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录。

    孤独是不能被驱逐的,只要你对这个世界保持怀疑与警惕。一场展览,我们看到了侯登科用自然、平朴和踏实的影像,对生活在自己周围劳动者的生存、劳动和命运的具体观察和追踪,以一个中国农民的视角为历史留下了20世纪最后20年即将消逝的中国农村生活影像。今天,我们得以从他身边的好友口中了解到他的苦难与尊严共存、温情与忧虑相糅的“现世”在精神上的挣扎与分裂。他的一生都深埋于土地里,13年后开出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