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艺术家桑吉才让:回归甘南,骑马作画


文/曹园
<<新周刊>>第464期




    北京通州、甘肃榆中、青海祁连和四川阿坝,是藏族油画家桑吉才让经常去的地方,他很会挑,这几个地儿写生视野极佳。他还记得20年前去青海北山林场,那里有小农田和青稞地,住的地方对面有座木桥,那时他总是早早起床将这些景致囊入画里。

     曾因条件所限,很多地方无法抵达。如今,桑吉驾车外出能画上大半个月。朋友们很仗义,亲自帮他踩点。“他们钻铁丝网、进河床,然后兴奋地对我说,此处风景独好!”
 
    秋天的凋零和冬天的雪,是桑吉中意的景。作画时他不愿受到干扰,但大自然总是充满挑逗。“写生讲究瞬时性,光线随时在变化,气氛也在变,你的情绪也就随着环境在变。”

    桑吉生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一片被称为“安多”的藏地。赶上靳尚谊等一批老画家来到甘南,年少的桑吉跟着他们学习,兼做方言翻译。在前辈指点下,他1979年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美术系。

    有人说,桑吉是幸运的,藏民族在艺术上从来没有过危机感。藏地风光和人们的劳作生活,拾取任一片段都值得被展现。但他不这么想:“30%的中国画家都在画藏区,好多题材别人都画过。绘画最忌讳重复,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唯一性。”

   有一段要崩溃的时日,桑吉看到别人的绘画都会被动摇,强烈地想要跳出自己熟悉的风格和题材,尝试所谓现代、时尚和都市的东西,但后来,他发现走不通,逼真、漂亮和艳丽本不属于他,粗糙、印象、能解决问题的作品才是王道。

    桑吉的大学老师曾说他的画很不老实。桑吉排斥传统的路子:“学院派总是画得合理而规矩。学得太多,出来以后包袱太重,把你束缚得太紧,没法自由发挥。在我这里没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我有自己的一套系统。”
几乎他的所有作品都少不了云彩这个意象,中国美术馆原馆长范迪安曾称赞桑吉的捕捉能力。油画《世纪末的悸动》中,白马与牦牛牵起一缕裹挟着唐卡的白云,越过层层山岗,与幽蓝的天空融为一体。“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文化开放,各种思潮涌现,却也笼罩着惊恐和怀疑。”

    他的作品还经常出现马匹和牦牛。骑马去作画是桑吉认为最幸福的时刻。“在我的宗教信仰里,马是自由的象征,牦牛是坚韧执着的象征。”大型油画《冲出围栏的牦牛》挂在桑吉画室正中央,他将自己喻为那只前路茫茫的牦牛:“我已经获得了自由,只是当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人要时时自省,除了绘画,我还能干什么?”朴素、真实和悲悯是桑吉作品里最为打动人的。基调伤感的《毛兰姆印象》,远处是西藏第一个王宫雍布拉康,画家在残垣断壁间注入对寺庙被破坏的无奈。

    酒精能让桑吉的创作多些灵感,他的酒肚是被青稞酒和白酒宠大的。没有酒精助力的桑吉是个寡言的艺术家,只有在酒桌上,他又变成了善谈者,常蹦出几句藏族谚语,聊起《萨迦格言》和《格萨尔》。

    他最近完成的一个系列作品,蓝色油彩在画布上肆意徜徉,像草原又像大海,避开了精美奢华,直达粗糙冷峻。他喜欢冷色调,且善于把暗色的调子画出层次。“这种随心的表白是内心潜意识的写照。在绘画的影子里,神秘色彩也好,怪异造型也罢,常常和宗教有关。”

    但卖画商人可能不喜欢这种类型。油画家戴凌云说,桑吉的油画首先是画给纯粹的人和艺术家的。桑吉说,他的画是画给自己看的。


他带着好奇出发,在繁华和新鲜的上海游历一番,又坚定地回到家乡。在苦苦找回自己的道路上,痛苦是必然。


    桑吉的作品《告别》中,一侧站着露出肚皮、托举婴儿的男子,另一侧盘坐着的年轻人就是画家本人,他穿着毕业后买的唯一一件滑雪衫。“我小时候常常出现那样的场景,牧民迁徙转场,小孩与亲人告别。藏人一直在做告别,告别牧场、告别土地、告别祖祖辈辈生长的环境,带着茫然上路。”

    他也是告别的一分子,在老家甘南不安现状的桑吉曾迫切地想去拥抱外面的世界。1988年,桑吉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研究生毕业,同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雪域油画展”。

    在上海美术馆办过的油画展里,观展人数最多的记录是潘玉良,然后就是桑吉才让。他的画作为上海带入了一股新风,不再是萎靡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品,而是粗犷又个性的藏族风情。上海绘画界为之一振,方增先、刘旦宅等前辈称其“后生可畏”。

    初入城市的桑吉很不适应,“两分、五分钱地卖菜,太小气了”。第二年他爱上了这里。“很多人不喜欢上海,但我很喜欢。他们理智、有秩序、讲道理、不打架,南京路和外滩是最漂亮的地方。我感觉很幸福,一切都很新鲜,同时也深感自我渺小。”

     他见过贫瘠也接触新潮,他嗜爱羊肉也不排斥小笼包,他喜欢小氛围但也能适应喝烂酒的地方。他传承了甘南藏民族的本真,也吸纳了海派文化的表里。

    毕业时他处在矛盾之中,对于家乡,想不想回去?能不能回去?江湖走得多了,当沉静下来,他会自然地回望自己的故土和民族。虽然上海敞开大门欢迎,他最后还是回了甘南。

     “我在上海画什么呢?画他们的高楼大厦吗?”虽然说得一口上海话,艺术成就也获得认可,一切都得心应手,但桑吉依然想要回归母体。在繁华的地段游历了一番,才发觉画童年、画藏民族才是他最舒服的状态。

    他老家四世同堂,长幼各在其位,孩童单纯健康,人伦秩序和谐。路走得很慢,日子过得很安详,牛羊在草原上撒欢,灵魂交给佛,死前还有生死书。所以不管他走了多远,看够了纷乱浮躁的社会,回过头来还是觉得这里最美好。

    桑吉家中堆满了各个时期、尺寸不一的画作,收藏的土陶安静地陈列在展示柜里,藏毯铺在矮矮的沙发上,淡淡的藏香在客厅飘荡。作画间隙他放下画笔,顺手点燃一支兰州烟,打量着过度包装的精美烟盒叹气:“这完全没有必要!”

     绘画艺术在桑吉眼中也已市场化。1990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搞艺术的人热衷下海赚钱。“很多人画画的目的是进入市场,市场需要什么,他就画什么,言不由衷。”

    但桑吉作画,只求心安。在上海办展时有人想代理他的画,尽管那时很需要钱,但对于拿自己的画去交换,桑吉还是不舍。他对自己的画是自私的,拿走他的画就像拿掉他的心。

    桑吉很少赠画,一次送给朋友孙家麒的画被退了回来,朋友说他画的树像鸡毛掸子。桑吉倒是一点都不生气:“他不要才好,我自己都舍不得。这是特殊品质的画,不是市面上的那种。”孙家麒当面抱怨:“桑吉特别小气,画得不好的拿不出手,画得好的又藏着掖着。很多大老板喜欢他的画,想把他‘圈’起来。”

    “我早就冲出围栏了!”桑吉急切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