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军的众筹之道

要造反,征粮技术哪家强?


文/施展杰
<<新周刊>>第447期
 


人是铁,饭是钢,李自成一顿不吃心也慌。农民起义军是怎样筹措粮草的呢?除了抢掠官府之外,他们很多时候还要把手伸向自己的同胞。



    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有过一句口号: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但真到了逼急的时候,李自成甚至亲自抢粮,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根据《明史》的官方记载,李自成落败山海关后,流亡到湖北,和大部队分离,只剩下二十骑跟从。他们在九宫山一带游荡,李自成饿得不行,带领随从到村中抢粮食,结果被山民所困,最后闯王弹尽粮绝,自缢而死。一代枭雄为了找点吃的,结果就这么死掉,可见粮食是多么重要。(《明史》的另一种说法是,山民见李自成势单力薄,主动出击,将其打死;野史则说他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了。)

    还有人因为分粮食成为起义领袖。西汉末年,荆州地区连年发生严重饥荒,民众逃入山野沼泽,挖掘荸荠为食。饥民多、粮食少,这就发生了纷争,新市人王匡、王凤分配食物公正合理,排忧解难,深得饥民拥戴,被推举为首领,率众起义。这支队伍就是著名的绿林军,是绿林好汉的原型。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农民起义军也得吃饭,那么他们到底是怎样筹措粮草的呢?


老农众筹创业,启动起义资金。


    当下互联网创业火热,到处在讲众筹、IPO,事实上古代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农民起义领袖,早就想到了互联网思维。典型的是南宋钟相、杨么起义,钟相还有另一个身份——摩尼教长老,摩尼教即《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

    在古代,广大农民靠天吃饭,没有医保,生活艰难,钟相利用宗教信仰将家乡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互助”群体。在钟相的统筹安排下,信徒们各自拿出部分钱财作为“互助金”上交,用于互助共济,确保农业生产及时进行。这片实验田“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周边群众纷纷加入,膜拜钟相,称他为“钟老爷”、“天大圣”。到公元1120年前后,他的信徒已遍布洞庭湖沿岸各州县,正式揭竿起义。

    在和官府的战斗中,钟相本人遇害,接任的杨幺仿照“军屯”制度,实行“兵农相兼、陆耕水战”的政策,起义军将士平时在土地上耕种劳作,战时则退入洞庭湖水域,进行水上作战。由于后勤有保障,起义军又擅长水战,南宋政府一直没能收服杨么,直到民族英雄岳飞挂帅上阵,才把这场起义镇压下去。

   在农民起义里,更加有名的众筹模式是太平天国的“圣库”,据说库里藏着金山银海,曾国藩攻破天京后,掘地三尺都没能挖到这笔钱财。

    人们大概不知道,这种制度起初是为了营救蹲牢房的会员。在早期传教阶段,“拜上帝会”的二号人物冯云山,被乡绅以“谋逆”罪告发到官府,另一领袖杨秀清带头砍柴烧炭卖钱,同时发动教众四处筹款,征收“科炭”。所谓“科炭”,即烧炭工们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炭钱积贮起来,作为常备的公共基金,应对意外事件。

    “拜上帝会”的大部分信徒是烧炭工,大伙积攒力量终于筹到一笔钱,疏通官府,救出了冯云山。1849年夏天,“拜上帝会”的成员王为政、吉能胜被官府抓走,萧朝贵再次号召“科炭救护”:“总要兄弟齐心,有一升米,都要分半升救政、胜二人也。”

    随着组织的壮大,各种开销也增多,“科炭”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营救被抓的“拜上帝会”成员要钱,刊印宣传小册子要钱,帮助生活贫困的教徒要钱,制造、购买自卫武器要钱,防灾备荒、治疗疫病都要钱。但是仅凭几个烧炭工捐助,资金是远远不够的,“拜上帝会”的事业发展主要靠有钱的VIP会员。

    现在一提起农民起义,想到的都是苦大仇深的老佃农,实际上也有出身富户的革命领袖。韦昌辉在金田村有百亩稻田和几家店铺,另一头领石达开,史书上说他“侠义好施”,实际就是黑道背景,很有势力。还有胡以晃,虽然知名度不高,但却是“拜上帝会”早期重要头目,他拥有的田地连跨三县,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在金田起义之前,“拜上帝会”公共资金的最重要来源,都来自富裕会众。

    1849年年底,石达开率广西贵县“拜上帝会”成员与当地团练大规模械斗,石氏宗族的石福隆、石贤隆倾尽家中存粮支援,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当地另一大户黄玉绣在石达开的劝说下,进行风险投资,给予财物支持,终于使得“拜上帝会”立威称霸。1850年2月,胡以晃提议变卖家中所有田产,将所得及其他财产悉数捐给“拜上帝会”,以竟“天父天兄之伟业”。这个提议正好契合了“拜上帝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太平天国诏书》)的理想。

    洪秀全把所有会众的个人财产聚到一起,建立一个庞大的财政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圣库”,并规定“一切缴获交归圣库”。韦昌辉家族,以及胡以晃、石达开等少数富有者,变卖了田产、房屋,将财产尽数捐献。至此,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大业,终于有了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确保了两年后金田起义所需的大量物资。


劫官府、掠富户,连太监都不放过。


    大多数人印象里,农民军的形象是公正廉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大部分起义军队脱离生产,类似钟相起义、太平天国这种自我生产模式是极其罕见的,起义军为了解决后勤问题,往往采取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抢富户。此中高手是唐末起义领袖黄巢,他的足迹遍布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数省市,部队来回大幅度高速流动,纵横上万里,抢遍了半个中国。

    黄巢军流动作战当然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四处流动的原因很简单:装备太差,明显干不过正规化的官军。流动作战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打粮”,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

    黄巢的作战模式千篇一律:集中兵力攻下一座城市,然后纵兵大掠,把豪门富室一扫而空,满载而归,官军压境后,撤到山林荒野。黄巢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跑路和抢粮上,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很少固守一地,久而久之有了经验,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运动战的专家。

    到了后期,黄巢实力增强,注意自身形象,打下长安后宣传:“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刚开始时义军看到穷人,还施舍财物,但这只不过是暂时现象。农民军通过先前的抢掠已经变得极为富有了,几天之后,起义军花完钱财,故态复萌。当时黄巢忙于登基,而许多部下迟迟得不到封赏,于是义军将士变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在长安街头杀人越货,“各出大掠,杀人满街”。

    这些过去的受压迫者尤其憎恨唐朝官吏,“得者皆杀之”,义军还疯狂抢掠豪族财产,美其名曰“淘物”,并勒令富室之人不准穿鞋,一律赤足行走。起义军攻长安时,诗人韦庄因应试正留在城中,耳闻目见都城惨象,写下《秦妇吟》:“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然而长安还不是破坏最大的城市,最严重的暴行发生在广州。由于北方的官军势力强大,黄巢曾一度转战到唐王朝统治薄弱的南方地区,乾符六年(879)9月,起义军攻克广州。这伙山东农民军到达广州的港口后,顿时惊呆了。这里车水马龙,繁华富庶,而且有着多彩的外夷文化,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众多。

    黄巢连番血战,粮草早已殆尽,见此景象,开始一番新的抢掠。军队见人就杀,看到值钱的就抢来,把船上的货物全部收缴,不值钱的便一把火烧掉。一时间尸体堆积如山,海水都被染成了红色。广州屠城事件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是没有的,只有在外邦人写的史书里记了下来。根据阿拉伯的苏莱曼所作《中国印度见闻录》,估计有十二万外国商人被杀,其中包括回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

    自黄巢之后,明末农民军的抢掠手段到达一个新的高峰。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在早期作战也是学习黄巢,每过一地,钱、粮、人口一并掠走,经常号称几十万大军,实际上就是几十万被裹挟的百姓而已。

    到了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时,他仿照明朝六部,设立了兵、户、刑、礼、吏、工“六政府”,但在史书中,根本查不到李闯政权的财政记录,只有各种抢。

    “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

    “责渭南南氏饷一百六十万,礼部尚书南企仲遇害,南家的儿子、侄子都被炮烙而死。”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筹措财货,将府库、皇宫、宗室、勋亲的财产,全部抄收,连太监的家当都没放过,《明季北略》称:“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

    李自成还史无前例地设立了专门的追缴机构,而且一建就是两个。大顺政权在“户政府”下设立“摧饷司”,专管其事;“刑政府”下又有“此饷镇抚司”,配合以刑事打击。大将刘宗敏制作了5000具夹棍作为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得饷银超过7000万两,相当于明朝正常岁入的5倍。


普通民众忍受不了劫掠,农民起义反抗农民起义。


    在传统史观中,农民起义军多是劫富济贫的形象,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一度被捧得很高的水泊梁山义军,会发现,抢掠普通百姓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

    《水浒传》里梁山好汉打破大名府中有这么一段:“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伤损一半”。显然,在传安民命令之前,梁山大小好汉已经屠了半个大名府。其实,每攻破一地宋江哥哥都会下达类似命令,如青州,“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这个“急急”与大名府的“急”交相辉映,看来梁山好汉可不如宋公明吹嘘的那么仁义。

    如果说《水浒传》是小说不足为证,那可以再看看太平天国。太平军前期只是打劫官府,到1860年时,劫掠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富户,太平军“搜括四乡”,连贫家也“无有免者”。在浙江丽水,太平军“搬运粮食络绎不绝,富者仓廪皆罄,贫者亦升斗无余”。由于太平天国政权征税过重,导致了部分地区反叛,出现了农民军反抗农民军的奇观。

    咸丰四年(1854)2月,太平军攻克安徽徽州,在黟县征粮,赋税沉重,引发当地乡民的激烈反抗。百姓持鸟枪杀死太平天国官吏数人,最终太平军发兵弹压,把抵抗的乡民悉数烧死。(见佚名《徽难全志》)

    咸丰十一年(1861)12月,江苏无锡安镇东市四图庄乡民聚众抗租,民众均以青布扎头为标志,发动骚乱。在太平军主将黄和锦的镇压下,乡民被迫接受“乡官调停,一律还租”的条件。(见佚名《平贼纪略》)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浙江包村起义,太平军进入江南后横征暴敛,平民包立身起事,组织“东安义军”,对抗天京政权。从咸丰十一年11月到同治元年(1862)3月,洪秀全先后派出数万将士攻打包村,侍王李世贤、戴王黄呈忠、梯王练业坤、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联合,率十余万太平军围困包村,立誓“不破包村不还”。

    这场战斗异常激烈,从店口至高湖连营六十余里,历时9个月、死伤数万人,太平军中甚至流传有“甘弃南京而破包村”的口号,忠王李秀成之子便是死于此役。最终,包村被攻破,被屠上万人。

    教科书把这些反抗力量称为地方团练、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但东安义军不同于当时的 “奉札办团”,不具有团练性质。包立身和太平天国作对,却也没有投靠朝廷。在包村起义的檄文中,包立身宣誓起义之宗旨在于“救蒸民于水火”,保卫乡里秩序,并没有表达对满清皇帝的忠诚。

    相比太平天国几个领袖,起义领袖包立身还是彻头彻尾的农民,在时人的笔记、书信中,多有包立身“世业农”、“农家子”、“本村甿”、“家世力农”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