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侯德健 

两个“外省人”的八十年代


文/张丁歌
<<新周刊>>第419期



 
 


他们都是故乡的叛逆儿,又是时代的弄潮儿。巴山蜀水的热辣基因,让他们有着不肯安分的性格,八十年代的精神滋养,让他们今天的初次谋面,能瞬间认出彼此。




    虹影和侯德健,两人从未相识,却曾交集于八十年代;两人不曾谋面,却是真正意义的双重老乡。

    一个生于六十年代,一个生于五十年代;一个是重庆南岸走出来的“饥饿的女儿”,一个是最早从台湾来到北京,曾回重庆寻祖的“龙的传人”。他们的出发和抵达,都发生在八十年代,1980年,虹影坐上北上的列车,去北京,寻找写诗、做梦的地方;1983年,侯德健经由香港,飞向北京,飞向陌生又熟悉的未知。他们俩是相隔两岸的重庆老乡,更是整个八十年代的精神同乡。

    他们都是故乡的叛逆儿,又是时代的弄潮儿。

    在台湾眷村,年轻的侯德健为向同伴证明学音乐不是布尔乔亚的专利,很快,他写下了《龙的传人》。在重庆南岸,倔强的虹影,曾用出走的姿势宣言:非法孩子也能当大诗人。不久,北京的文学圈中隐约有了“虹影”的名字。

    虹影的童年是个异数,注定她将奔向自我救赎。她说,她是那个年代的“非法孩子”。从饥饿里出逃,在流浪中投奔诗歌。一个什么都失去的人,反而更能大刀阔斧地赚取生活,极尽可能在写作里攫取自由。

    侯德健的经历更是难以复制,他曾是最早觉醒的愤怒青年,像天然带着反骨,在琴弦上拨弹着自由与真实。一个经历过人生鼎沸,又尝过寂静辽远滋味的人,是可以迈过任何时代的真正通达之人。

    像所有分享过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虹影和侯德健也会怀旧,会念及诗意疯狂的青春,及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有人直问:你们曾是八十年代的当事人,如今成了八十年代的外省人,都在追念八十年代,也许只是假装有故乡的精神流浪儿?

    两人的回答惊人一致:人人都是外省人,你是你自己的精神故乡,但谁说不会有一个更好的黄金时代?

    巴山蜀水的热辣基因,让他们有着不肯安分的性格,八十年代的精神滋养,让他们今天的初次谋面,能瞬间认出彼此。

    他们一定带着某种共同胎记。





书房语录



新周书房:两位都在八十年代初来北京,不只是抵达这个地点,更是抵达一个时间点。“八十年代的北京” 是一个时空坐标,你们恰好都来了。

虹影:
我到北京,我想象我可以写诗、写小说、唱歌、画画,可以见所有你想见的奇人。你会一下子精神充血。比如在我的故乡重庆,我就成为一个二流的诗人,二流的小说家。可是在北京,全都是一流的人,全国各地聚到这里,那你不成为一流的人那就怪了。不光是好的一流,坏的也是一流的。所以那么多人在八十年代会来这里疯狂寻找新的命运。


新周书房:比如侯哥,为什么刚好这个时候来北京,不是解严后呢?

侯德健:
他们没告诉我要解严,我以为他们永远不解严呢。1978年,我写了那首倒霉的歌,《龙的传人》,我倒霉日子就开始了。每个官员都问我,说你能不能写一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我们跟邓丽君都说好了,邓丽君唱,你来写。因为刚开始,他们先来修改《龙的传人》歌词,我不同意。宋楚瑜就闹了一点新闻。后来他们就说,你赶快写这首歌吧。我回家问我爷爷有什么想法。我爷爷说,三民主义你喜不喜欢是一回事,好不好是一回事,你要不要去帮他们写那首歌是另外一回事。你听懂了吗?我认为我听懂了,我就不写。然后就死催,两年写不出来,就写不出来。我索性就换个地方待。


新周书房:宋楚瑜让改你没改,但你来大陆后去了趟新疆,改了《龙的传人》中部分的歌词?

侯德健:
我到新疆后,一看,发现糟糕了,有的人不是黑眼睛,太对不起了,决定改改。后来我移民新西兰,移民局有个体检,体检以后要填写你的眼睛的颜色,然后他给我填写的是深棕色,我说深黑色。他说不,你是深棕色,英文叫dark brown。他说,没有人的眼睛是纯黑色的,不可能的。所以,其实一开始歌词就没写对。


新周书房:我们整理了一部八十年代词典,有很多关键词跟你们关系密切。“台湾校园歌曲”,跟侯哥有关系。好像台湾最早的一个音乐奖是你参与创立的?

侯德健
:对,金韵奖,有点像现在的“中国好歌曲”加“中国好声音”。我记得第一届的最佳歌手是齐豫。后面第四期还是第五期,就有李宗盛,那时候看到他写的歌,自己弹着吉他唱着,觉得这孩子真是聪明。当时八十年代或往前七十年代中后期,台湾乐坛都在翻唱日本歌曲,后来想这条路走下去也不是个事,大家就开始自己写歌。

虹影:整个八十年代,我们也是唱台湾的校园歌曲。特别是齐豫的《橄榄树》,人人都会唱。


新周书房:那首《酒干倘卖无》,虹影最有感触。她觉得是在写她和她父亲。

虹影:
其实我跟这个国家的关系,也就是我跟这个父亲的关系。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因为我没有得到过一天的父爱。所以我一听到你这首歌,我不记得是在家里听收音机听到的,还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听到。我说,这个人是谁?我第一次感觉,这首歌是写我的生活,写我的命运。所以一下子,“侯德健”这个名字就记住了。所以到北京后,很多年后亲眼看见你,听见你的声音,然后我觉得这整个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新周书房:关键词“朦胧诗”,虹影熟悉。

虹影:
我们属于后朦胧诗时代,舒婷她们属于前朦胧诗时代。我那时对舒婷他们是特别敬仰,特别崇拜。其实“前朦胧诗”,是从台湾的诗歌过来的,当时中国出了一本《台湾诗人十二家》,流沙河编的,就是介绍了商禽、痖弦、杨牧、郑愁予、余光中这些人的诗歌 ,当时一批朦胧诗人都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们这一批是读着这些台湾诗歌或朦胧诗,开始诗歌写作的。所以“后朦胧诗”我觉得一上来就比前朦胧诗在艺术上要成熟得多,而且有实验性。


新周书房:侯德健老师八十年代也迷朦胧诗吧,听说还给些诗人的诗谱过曲?

侯德健:
对,我印象很深的有余光中,这是我看得最多的,我的文字受他影响非常非常大。只是我写的歌词不朦胧。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跑到余光中老师家,就像去朝圣,因为太崇拜了。余光中当时给我们说故事,后来我们就比赛,朗诵余老师的诗给他听,把他给高兴得。我后来尝试给他的诗谱曲。余老80岁时,我帮他过生日,我们还开了一个小的演唱会。


新周书房:我们认为1986年崔健那一嗓子,是中国摇滚乐的开端。但我记得,刘索拉在一次采访中说,她接触到的中国真正的摇滚乐,是在侯德健那里。

侯德健:
因为那会我有个车库,一半我拿来停车,另外一半我就做了试听室,我有很多从香港带来的黑胶唱片。玩音乐的那帮人就总去我那儿,老崔也常来。我那有琴、有鼓,什么都有,又可以听音乐。肚子饿了还可以敲敲门,说老侯,我们饿了。所以那段时间特别好玩。


新周书房: 虹影那时没去过车库,对八十年代摇滚乐的记忆,应该更多是来自崔健?

虹影:
去年崔健演唱会,我带我先生和女儿再去看,他一唱起以前那些歌,我马上要哭了,我以为我是根本没有眼泪的一个人。我一直在那儿哭,在那儿跳。我女儿也跟着我跳,她才6岁。我发现周围年轻人反而没感觉,看着我们说,这些老年人真疯。我女儿就在那儿喊,说我不是老年人,跟他们对骂,特别有意思。


新周书房:我们说,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但其实可能也是一种假想。就像侯哥在台湾,被叫做外省人,虹影曾世界各地流浪,也写过一首诗《外省回忆》。如今回头看,能说清故乡在哪里吗?

虹影:
那首诗,假装写爱情和性,其实在写追忆。那时除了在重庆,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回忆。就像今天,都在回忆八十年代。有时又觉得自己没有故乡。

侯德健:
外省这两个字好敏感的。如果在美国,任何一个人说我外省人,我可以告他种族歧视的。我明明在台湾出生,人家告诉我,你不是这儿的,你是外省人。回到大陆,我说我是四川人,有人说,不是,你是台胞。后来移民新西兰,新西兰反而说:欢迎,你现在是新西兰人了。可我怎么想,感觉也不是新西兰人。我天生就是客人。





话外音·不在建国路88号



虹影

Q:见过侯德健吗? 
虹:没见过本人。但看过照片。
Q:对他什么印象?
虹:他那时候好瘦,烫着头,抱着吉他唱歌。很帅,很诗意。
Q:是唱《龙的传人》吧,春晚那次?
虹:但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唱《龙的传人》,我最喜欢他的《酒干倘卖无》,我甚至觉得那是写给我的歌。这首歌让我想起我的生父。我觉得里面每一句歌词都是唱给我的。
Q:你怎么形容八十年代?
虹:饥渴、自由、纯朴。
Q:怎么形容今天这个时代?
虹:贪婪;封闭,脑子里思想封闭;没有爱。
Q:你以前写小时候住的大杂院,写到男女的生死和身体?
虹:对啊,小时候,见过自杀的特别多。我就看,男人暴死时大多背朝天,女人则脸朝天。我那时就想,连死亡的姿态也有性别区分的。相比男人,女人比较伟大,因为她敢面对上天。
Q:你这本新诗集《我也叫萨朗波》,最能代表你的一首诗?
虹:《非法孩子》。我就是一个“非法孩子”。


侯德健

Q:见过虹影吗?
侯:没有。记忆里应该没有。听过也不一定记得,因为她还小嘛。那个时候她应该是个小姑娘。
Q:你们八十年代都这样嘛。你看了这本书吗?
侯:看了,《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这些人写得好沉重啊。
Q:你记忆里八十年代不沉重?用几个词描述一下八十年代?
侯:八十年代,睡不着觉,其实是舍不得睡;卯足了劲吃;眼睛停不住四处打溜看美女。
Q:那会儿的台湾呢?
侯:台湾?台湾我比较印象清楚应该算是七十年代末。我们这批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愤怒,特别愤怒。天天早上起来就生气。
Q:生气还是忧国忧民?
侯:就是看不下去,太没出息了。觉得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说假话?我当然明白说假话能升官,说假话能挣钱,说假话能买房子,说假话能娶老婆,这个我都明白。可说不出口更听不进去。
Q:现在还愤怒吗?我看你打高尔夫,每天几个小时,那么静。
侯:这个打高尔夫球是一个折磨人的运动,谁跟自己过不去就打高尔夫。打高尔夫就是你不能用力,再多力气你都不能用。但你拿着那个棍子,看着地上摆着一个球,你怎么忍得住不用力呢?练的是这个。
Q:八十年代为什么称自己是“祸头子”?
侯:那是北京骂人的土话。专门诅咒那些调皮捣乱,无法无天的人。我是替别人这么叫自己的。






回声



男青年:说到八十年代校园歌曲,我想到了罗大佑的《恋曲1980》。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感觉身边同龄人都走上两个极端,一个是物质化和功利化,一个是幼稚化和游戏化,包括爱情。两位怎么看?

虹影:
八十年代的爱情是不功利的,但也不是“山楂树之恋”,张艺谋那部电影特别虚假。八十年代没那么开放,整个是一个禁欲的时代。所以为什么说这部电影虚假?一对男女睡在一起,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想王安忆的伟大,就在于她写的有关八十年代的小说,从头到尾都在做爱。这才是禁欲时代,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必须做,不可能不做,不做就爆炸了,就死掉了,就自杀了。而现在,是你什么都可以做,但你可能无爱。欲望本身是产生于贪婪的,现在社会有太多对权力或物质的欲望,而不是本能对爱的欲望。这个年代,你要找到一个真爱就珍惜吧,否则就甭找了。

侯德健:我们家里面没有那些禁忌,那些压抑在我们家都没有过。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跟女人或女孩子接触,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不就是我奶奶吗?我知道怎么对付我奶奶。


男青年:侯老师, 大陆的八十年代和台湾的八十年代有什么不同?尤其当时年轻一代,是不是差异很大?

侯德健:
是很不一样。举个例子,大概八十年代末期, 我在台湾听到一个女孩子写的一首歌,叫《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很可爱。她是有点小叛逆的一个漂亮女孩。正好我和陈升几个朋友,在一个座谈会上,这女孩也问了类似的问题,说大陆小孩,跟我们台湾小孩有什么差别?我说就以这首歌为例,这女孩表达的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听过大陆一首歌,一个男孩子写的,歌词是“你管它有多脏,这他妈是我的床”。两人说的是不是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是一样的。但语气完全不一样,一个非常女性,带着撒娇,一个非常男性,心里面有愤怒。这种感觉很微妙。





闲话闲说


你疼,你蹦得高

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参加一个歌曲比赛,当评委。当时参赛的好像有张国荣,因为是国语歌比赛,就有记者跑来问我: 你怎么比较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的高度?我说,这是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和一个小学生在比身高。目前看台湾是那个高中生,香港是初中生,大陆是小学生。未来20年以后,你再看这哥仨的个儿,哪个高?我认为大陆的最高。为什么?因为大陆有高的理由。什么叫摇滚音乐?最简单的摇滚,就是你把脚伸出来,我踩一下,看疼不疼,疼的话,你能够喊多大声,那你就有多摇滚。你的脚也许被你妈踩了,或者让你爹踩了,或者让这社会给踩了,所以你喊得特别大声,那就是摇滚。当然被踩得最疼的孩子,肯定蹦得最高嘛。
                   ——侯德健


不能随心所欲,才能随心所欲

我想我所有的梦,关于个人甚至关于时代和国家的,都在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这一点我很幸运,我很多的梦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我可以通过我的主人公来实现。这是一个小说家的幸运。诗歌也一样,摇滚乐也一样,你可以把你根本不能说出来、喊出来的话,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像现在一样,我在说什么?我在说这个城市吗?我在说过去的那段历史,我在说那些死去的人。只有你通过我的声音,我传递给你的这个声音里面,你可以读到另外的声音。就是我们不能说的,我们能做。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形成的,你不能够随心所欲,才让你真正在艺术上可以随心所欲。
                   ——虹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