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宰贤 不要阻止我们说“不”


文/张丁歌
<<新周刊>>第378期

 

 

我不想做知道分子,关注的话题大而泛;我想做专门的研究者,这样能给人们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

 

  1998年年底,我第一次到中国。那时对我而言,中国是个陌生的国家。我现在还记得,迎接我的那位士兵严峻的眼神。时隔十三年半,中国对我仍是陌生的国家。它变化得如此迅速,让人应接不暇。
 

  但它让我迷恋过、喜欢过、厌倦过、包容过。这种情感到今天也是鲜活的。我越迷恋它,就越想了解它,越了解就越发现一些问题,这确实让我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我可以对你说不吗?》。但我对它仍然充满热情。中国以后会有很大变化,并且世界的大部分变化会来自中国。

 

在中国,我不只是一个忠实的旁观者,我还想做一个介入者,甚至改变者。

 

  33岁时,我写下“三十几岁要做的十件事”:读MBA、掌握中文和英文、出一本书、存三亿韩元、成为中国专家……那时我一腔热情,想给自己布置一些有意义的任务。如今回头看,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实现“去没去过的两个大洲”。如果今天让我重写这十件事,可能我一时根本写不出,而要思考几个月。因为四十几岁要做的十件事,也许更难。但有一件似乎可以确定,我还愿意继续留在中国。
 

  最近回国,跟老朋友见面,他们觉得我比以前更“亲中”了。也许朋友眼里的“出国前的金宰贤”和“在中国近十年的金宰贤”,确实发生了变化。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98年12月到1999年2月,然后从2003年3月到现在一直生活在中国。这些年里,我不知道我和中国谁的变化更快。之前在北京大学读MBA两年,现在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博三年,在中国生活近十年,我学习并接触到了“边界外”的世界。
 

  面对喜爱的中国,我却写了十个“不”。其实这是“爱”的表现。在中国,我不只是一个忠实的旁观者,我还想做一个介入者,甚至改变者。其实不只在文字中,生活中,我也算一个容易说“不”的人。这除了跟性格有关,也跟国民性有关。大概韩国人骨子里都比较挑剔,虽然不像美国或欧洲国家那么挑剔,但是也不太容易接受所面对的不好的事情。相比之下,中国人太不挑剔了。
 

  我说不上“思想偏激”,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不太喜欢大众路线,从小就喜欢小众路线,喜欢做别人比较少做的事。到目前来看,我做的最得意的“小众路线”的事,大概就是在中国用中文出版了一本对中国说“不”的书。
 

  来中国这些年,我时常会遇到“应不应该入乡随俗?”的问题。举个不知恰不恰当的例子,闯红灯,应不应该入乡随俗?不入乡随俗,确实不太方便;入乡随俗,我更害怕的是被中国同化并失去原来的我。所以我一般不会选择入乡随俗。这确实让我始终面对现实与理想分裂的状态,不过我估计很多中国人也处于同样的状态。

 

越来越多的人幸福感不强。我对幸福的定义是,是否在做想做的事情。

 

  这两天,我去听了一个讲座。一个韩国的社会学家讲到,希腊的处境比韩国糟糕,但希腊人比韩国人幸福多了。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我们确实要思考怎么能更幸福。虽然,希腊人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们的“懒惰”和高福利之都上,代价是国家债台高筑而濒临破产。
 

  一般来说,越成熟,年龄越大,见到的世界和现实越多,似乎就越难感到幸福。或者说幸福的阈值就越高。前一段,我还莫名发过一段感慨:2012年7月1日,正在度过美好岁月,但我却不知道。意思就是,一切要看自己的心态,就算我们已进入幸福的状态,但心态还没调试到感应接受状态。
 

  在武汉,我曾经在一条窄窄的小巷里,因为一碗其貌不扬但味道惊人的热干面,悟到了幸福的意义。就像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的,幸福=财富/欲望。但是相比于增加财富,控制欲望更加容易。不可否认,增加财富的欲望,可以令我们奋斗并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但是如何控制好欲望,如何在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出幸福,如何避免攀比,就是通往幸福的捷径。比如,一碗热干面就成了我的幸福哲学的投射载体。
 

  无论在中国还是韩国,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幸福感不强。我对幸福的定义是,我是否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是比较幸福的。如果你也能满足这一标准,即使没有经济上的成功,你也会幸福。幸福的开关在你的心态。

 

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分裂,我只能说:“哎,这就是中国,(没办法)。”

 

  我写过一篇文章“这就是中国”(This is China,简称TIC ),在中国,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分裂,我只能说:“哎,这就是中国,(没办法)。”这大概是我在内的很多外国人的口头禅。有人会问,哪些事情属于“TIK”——这就是韩国?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会有让外国人无法适应的现实,只是我在韩国没有听说过具体的例子。
 

  我在“一个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一文中写到过,中国人交流不像韩国人那样受年龄束缚,很自由。韩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太深,太讲究长幼有序。在韩国,年轻姑娘不会跟中年男子吵架,因为对方既是男子,又是长者。儒家思想发源地中国的情况反而不一样。假如中年男子跟年轻姑娘吵架的话,他们往往赢不了。姑娘们通常会说,“你敢(动手)?”
 

  也许这就是一种“TIK”?在这一点上,其实中国人更合理。我自己倒是没被中国姑娘说过“你敢?”,因为我知道她们会这么说,所以我不会“冒险”(笑)。不过,韩国已经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以前那么束缚于年龄。
 

  就这一点延伸开去,会看出两个民族女性的特点。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中国女孩子很厉害,她们更加独立、自由,社会生存能力强。还有就是不太温柔。她们的性格和传统思想对亚洲女性的定义——温柔、贤淑、顺从——不太一样。当然,没有理由要求女性顺从,但“厉害”确实有两层意思。在韩国和中国,女性都比男性要厉害。比赛也好,考试也好,职场也好,很多女性都比男性做得出色。这会是一个趋势。目前在整个亚洲,女性的发展其实还存在一堵玻璃墙,尤其是韩国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跟欧洲尤其北欧国家相比,差距不是一般的大。但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关于女性优势和地位一定会发生更明显的变化。身为一个亚洲男性,这也是我愿意看到的局面,毕竟这是人类发展的方向。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生活中,我是一个观察者,对很多方面都会有兴趣,比如女性、幸福、电影、饮食文化等。但我现在不会面面俱到,而是侧重关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我现在每天泡在韩国的国家图书馆,为我的经济方向的论文查阅资料,看上去枯燥,却不亦乐乎。我不想做知道分子,关注的话题大而泛;我想做专门的研究者,这样能给人们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


 

生于1973年。毕业于高丽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大学读MBA,现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2012年出版《中国,我可以对你说不吗?》一书。

 

 

金宰贤答问
 

问:同样是“中国观察家”,很多人会拿你和加藤嘉一做比较,你介意么?
 

答:不会介意,也不能介意。我们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我不会选择去美国,除非我爱上一个美国姑娘。我有一个“西瓜论”,如果美国像甜瓜,中国则像西瓜。甜瓜皮薄,皮色和果肉颜色相近;西瓜皮很厚,皮色和果肉颜色相差较大。即使不身处其中,也容易知道它的样子。
 

问:加藤曾表示,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愿意交一个中国女朋友。你呢?
 

答:啊,我突然想,如果他将来回日本从政,找一位中国太太或许会不利吧。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但是,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人和韩国人之间有太多误解。我虽然也会努力,帮助化解这些误解。但是,我不想在家庭里每天做这种事。 

 

 

采访手记
 

  金宰贤的中文,书面表达比口头表达要好得多。他自嘲说,读博后更多地埋头文献,较少跟朋友侃大山,口语退化厉害。
 

  他写下“我不喜欢中国的十大理由”,有人留言“滚回韩国去”、“你有什么资格说不”。他说,要是以前,真会在意这些骂声,后来越来越了解中国,也越来越了解自己。“那些针对我的人,不管我怎么做,他们都会批评我的,我要改变的也不是他们。那些理解我的,是真正想为中国好的,也真正懂我在说什么。”
 

  金宰贤自认为“向着中国专家继续努力的中国专家”。而在韩国,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没有在韩国公开发过什么声音。相比韩国专家我也不是韩国通。我会跟人介绍,我是一个在中国的韩国人,我刚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