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李靖越       2020-06-01    第564期

建筑师马岩松 :平庸的丑,会把你塑造成另一种人

马岩松见过很多丑建筑,包括最近沸沸扬扬的恒大“莲花座”体育场。在他看来,和博人眼球的“丑”相比,平庸才是真正的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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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后半程,建筑师马岩松开着车,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走。他从江浙一带启程,现在到了福建,一路上遇到的都是村庄与自然。“这是想象中中国应该有的样子。”马岩松说,“乡村里的气氛开始放松,没什么车和人,都是蓝天白云的自然风景,闹心的事情都在城市里。” 

与此同时,建筑师库哈斯也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乡村,即未来”展览中谈及乡村。如他所述,乡村是一个“刺眼的、语焉不详的术语”,被用来指代覆盖地球表面98%的所有非城市地区,它的广阔,对应的是不足全球人口总数一半的居住率。这种悬殊性,凸显了城市生活的逼仄现实。

“城市聚集了那么多人口,到了一定密度就会产生很多问题。除了公共卫生事件,我们这些建筑师难道不是每天都在救火吗?建立理想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么多人生活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所有人都要为此牺牲一些什么。这是一个重新看待自然和自己之间的关系的机会。”马岩松说道。

马岩松上一次经历的全球性事件是“9·11”,当时他还在耶鲁求学。建筑学的新观点认为,建筑同样是一个事件。对建筑师来说,建筑非自然,是人为的。它包含实用功能,涉及谁用和怎样用;同时,建筑要说明自己是谁、含义是什么。“我就想能不能从城市的角度去解读‘9·11’,所以做了一个作业——重新设计世贸中心。”

“人类建设一个城市的初心是什么?我相信,从远古时代在森林里跟野兽搏斗,然后聚集成部落、村庄,最后发展为城市,人类做这一切肯定不是为了毁灭自己。尽管有时候人们会目光短浅,迷失10年或者20年,但长远来看,建设城市还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这份作业取名《浮游之岛》,它成为马岩松的崭露头角之作,让他毕业时收到了导师扎哈·哈迪德的工作邀约。2004年,他回到北京,创建MAD建筑事务所。2006年,事务所中标“梦露大厦”,马岩松一举成名。

MAD的意思是“疯狂”,意味着建构少一点、破坏多一点。最初,马岩松创作了《鱼缸》,被看作对钢筋混凝土所代表的城市意象的某种反抗。这件作品中有很多复杂的空间,像一个融化开来的方盒子;外表面变成管道,形成内外表面的互相转化,低质量的方空间瓦解,能被感知的曲线出现;把水放进去,就变成了一个鱼的世界。

如今,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位MAD员工正在亚洲、美洲、欧洲共39个城市进行建筑实践;设计、建造中及已经建成的项目,超过70个,类型涵盖文化、教育、办公、城市综合体、城市规划、城市改造等。

疫情期间,马岩松与同事们采用线上工作模式,很多新同事可能还没见过他。由于远程工作不能相见,工作室在线上会定时来一次happy hour。建筑事务所仰赖全球化协作,因此,马岩松不认同全球化即将终结的悲观看法。抛开政治与经济,马岩松认为,在文化领域,人类共同协作的好奇心已经建立。身为建筑师,他不能止步于对当下和过去的批判,而是要行动起来,成为一个建设者。

走向一个全新的、以人的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文明时代

1975年,马岩松在北京出生,这是他的城市启蒙之地。后来他改造过胡同,也畅想过这座城市的2050年。他多次表示,这座城市对他的塑造,比导师扎哈·哈迪德的影响还要重要。

北京的城市功能并不受好评。北京有山,但缺水,市中心有自然景色,但都是人造的:堆出来的景山,挖出来的北海,还有一座白塔,这些景致就像某种尺寸更为宏大的中国园林。对于从小看着这些景观长大的马岩松来说,这些试图与自然“沟通”的置景,代表了这座城市理想主义的一面。

“北京城绝对不是从功能出发来设计的。如果仅从功能出发,北海桥那个地方就不可能存在”——北海桥在中南海和北海之间,往东走需要拐一个弯儿才能看到角楼。“如果没有精神需求,就直接铺一条大马路,像平安大街似的。这种经典的城市景观绝对是以精神为先导、功能为其次的,不然盖满房子就完事了。”

这是一种价值观先行的建造方式,并逐渐成为一种“大他者”(big other),所有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不论穷富贵贱,都笼罩其中。

这样的感触在马岩松的中外之旅和田野行走之中变得越发深刻。“中国古典城市本身就有种温情和理想主义的感觉。不管是北京还是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都与乡村生活完全不同。很多商业文化活动把人聚集在一起,但同时又追求人与自然在精神上的高度。像南方城市选址都是有山有水的地方,然后想办法把山水变成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它既有人类贸易所需的商业行为,满足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又包含着个人跟自然的关系。”

于是,马岩松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倡导把城市的密度、功能和山水意境结合,通过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系,走向一个全新的、以人的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文明时代。

朝阳公园广场及阿玛尼公寓建筑群是其理念的践行者,这片建筑群面积约22万平方米,由10座建筑组成,高低错落,像一幅展开的山水画卷,又像一组盆景。

这些项目接受了最严苛的公众检视,赞誉与批评纷至沓来。某种程度上,建筑师的乡村项目在舆论批评上往往拥有豁免权,而城市建筑总是陷入嘈杂的争论。

一些声音认为,当代建筑显得格格不入,或者过于艺术化。追求外在的美学形式和视觉标识,是地标性建筑难以逃脱的宿命。

2020年的普利策奖将艺术评论奖授予《洛杉矶时报》的克里斯多夫·奈特,奖励他作为评论员对建筑师彼得·卒姆托主持的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新馆建设提出批评。瑞士建筑师卒姆托是2009年普利兹克奖得主,当时评委会称赞“他的作品能够远离一时的流行与喧嚣”。卒姆托的建筑多建于欧洲乡野,而他第一次走进城市,便遭遇了滑铁卢。从业界到城市社群,批评声不绝于耳。

在诸多反对声中,卒姆托对艺术品与博物馆的“错误认知”、设计与该建筑所处场地的公共空间特征之间的“错位”以及博物馆方对于民声的无视,成为争议焦点。这些声音认为,卒姆托的方案应该存在于美国西部的沼泽荒野,而不是一片上世纪20年代就存在的城市社区。

在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芝加哥)的建造过程中,马岩松遇到类似的抗议事件。“在西方工业城市的逻辑里,大家觉得从功能、逻辑、技术上去谈论公共事务比较恰当。”

在马岩松看来,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它所提供的服务或所具有的功能跟大众生活极为贴近,所以大众是最有发言权的。“但另一方面,城市仍然有一个几乎无法被感知的精神层面,玄而又玄,建筑与它神交并互相塑造。在这个层面,大众讨论的机制该如何奏效呢?”

“主动权和决定权在上层手里。但就算把建筑变成一个完全民主化的事情,能不能规划或者商量出像老北京、老杭州这样有精神高度的城市,是今天要面对的挑战。”

平庸的建筑才是真正的“丑”建筑

对马岩松而言,他不会过分看低或看高大众审美。马岩松见过很多丑建筑,包括最近沸沸扬扬的恒大“莲花座”体育场。很多人疑惑,为什么到了2020年我们仍然要承受一座低美感的地标建筑?

马岩松觉得这尚且不是跌破底线的丑。“抢尽眼球的丑可能会让你关注一下,但更多的是平庸的丑,悄无声息。它们造就了你周边的丑城市,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影响才是可怕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会把你塑造成另外一种人。”

有人为建筑师喊冤。在一个甲方主宰的领域里,建筑师们被视为被动的创作者,业主和城市规划塑造了景观,建筑师能做什么呢?但马岩松说,选择是双向的。“如果今天出现一个建筑,竟然有90%的建筑师群体反对,我想请问,这些建筑都是谁做的?不都是自己掐着自己做的?你可以不做,对吧?”

在工作室成立的头两年,马岩松几乎没有面对过业主。事务所需要参与建筑竞赛,“很多方案画完就发出去了”。唯一跟他发生关系的只有建筑学上的抽象问题,比如城市的背景、文化等,“你面前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人情世故,没有喜欢你或者讨厌你的人”。

“这可能影响了我们之后的工作态度。”马岩松说,“建筑当然有供大众文化探讨的空间,但更多的是建筑师自己要专注的层面。我也遇到过不认可我们设计的人,到现在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因为文化或者价值观层面的认同需要时间。”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围绕建筑的大众讨论出现了一些新观点。具象建筑曾在几十年间层出不穷,大多数成为受人调侃的“丑建筑”。有人抱怨,设计的价值能被大众感知,总是遥遥无期。但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一线城市之外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很多当地人站出来维护家乡的“丑建筑”。信息茧房虽然造成了文化圈层的撕裂,但对于日光之下的建筑——一种可以被所有阶层审视的设计,大家都有发言权。

设计的价值:从视觉效果演变为社会规划

位于深圳蛇口的由设计互联举办的“设计的价值在中国”展,通过138个真实的生活故事,探讨了设计在社会关联中的纷繁变化,并批判性地检视了设计的潜力。小到每天接触的电脑字体与聊天表情,大到改变城市景观的地标建筑,设计的价值被还原到庶民的历史流动中,从一种视觉效果延伸到整个社会的规划。

马岩松以《超级明星:移动中国城》参展,这件作品曾在2008年的第十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展出。彼时,马岩松对海外过时且过剩的中国城做出了回应。全世界的中国城千篇一律,无聊透顶:没完没了的餐厅,一成不变的仿古建筑,附会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僵化想象。到了今天,“千城一面”的问题依然存在。

《超级明星:移动中国城》不只自身是漂浮的,这里的奥林匹克中心也是一种随时可以降落的状态——每四年降临在主办城市,不需要重复建设昂贵的体育设施。这是马岩松对现代奥林匹克的批评,表达了一种从身体政治延伸到城市纪念碑的思考:他认为这把城市带到一种无法刹车的轨道上。

“现代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思路之所以到现在还有影响,可能是它吻合了现代人类发展的内在价值,包括城市的建设和人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意识。”

库哈斯曾在设计CCTV大楼时断言,北京未来的天际线会像其他大都市一样无趣,他要用一座建筑去打破。十几年过去了,“鸟巢”和“水立方”在后奥运时代的城市叙事中逐渐隐去,而“大裤衩”成了北京天际线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过于强调力量感,在城市之中就会反映为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高层建筑成为权力和资本的纪念碑。那人性体现在哪呢?其实建筑不需要用标志性、纪念性和力量感的东西去承载,而是应该让它融入日常生活。”

在衢州,MAD建筑事务所做了一片消失的公园,体育场馆的功能与自然地景结合在一起,灵感来自马岩松去衢州的路上的见闻。“从北京去衢州需要先坐飞机,然后坐高铁,再坐车。无论是机场还是高铁站,都挤满了疲于奔命的人。建筑像殿堂一样高大宏伟,但只设有一个小小的安检口,人们像小蚂蚁似的在里面兜兜转转。这让我感觉所有人都变得特别没有自我,特别疲惫。”

“城市特别需要一个让人能感受到自己的地方。如果有一个环境能让人放松下来,那就先不需要看到建筑。”马岩松认为,城市里要有能给予人休息的精神空间,让人们脱离打鸡血的状态,就像现在这个暂停的世界一样。

“任何时代都有局限性,任何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一方面要跨阶层为大多数人工作,另一方面还要跨越时代,考虑未来。”马岩松说未来是重要的语境,但远见并非建筑师的先行品格,要做到跨越时代,就要坚决。“坚决才能有力量。”

对一个从“9·11”开始真正接触世界的中国建筑师来说,马岩松经历了前奥运时代的兴建浪潮与后奥运时代中国城市士绅化的转变,开启了中国建筑事务所海外中标的历史,介入了全球化时代的高潮。尽管面临的问题接连不断,但马岩松还是给出了自己内心的答案。建筑师的工作在城市与自然、社会与个人的广阔维度里透露的复杂性,都将是这个时代寓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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