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罗屿       2020-06-01    第564期

作家梁鸿:历史一直在参与当代生活,从未离开

《四象》的故事依然建构在梁鸿的故乡梁庄。但梁庄只是提供她精神生长的地方,她不会把它当作桃花源抑或乌托邦。她着眼于历史长河,关注一个个平凡、纯粹又鲜活的生命。梁庄是她的起点,从这里她看到这个时代精神的缺位,看到世俗生活的迷醉与迷狂。

0 0

父亲去世的第二个冬天,梁鸿到墓地看他。

在那个仿佛被世界遗弃的角落,“田野裸露,艾草的根茬灰黑粗壮,成为坚硬地面的一部分。远处那两排白杨还在,好像要以一己之力挡住从更荒凉处吹过来的狂风。十几只羊在坟头吃草。它们从圆圆的坟顶开始,吃上面的细茅草、野菊花、蒿草,从草的梢部往下,一直啃到根部,细细嚼那些还略有绿色的根”。

有一瞬间,梁鸿觉得时间似乎停滞。“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似乎在发生什么。”

站了许久的她仿佛听到父亲在坟墓里叹息。“他认真听虫子汲取他血肉的声音,听他的房屋上面羊吃草的声音,他抓取他那四方空间中一切可能的声音、响动。”万籁俱寂中,梁鸿还听到很多更深远的声音——空气的流动、微小植物的碰撞、地下人们的声音,它们模糊不清,又迫切热烈。

梁鸿为这个幻象着迷,她忽然想写出这些声音。这也成了她创作小说《四象》最初的冲动。“在那样的一个天地之间,在那样的荒凉之中,那些声音从何而来,和现在的我们有怎样的关系,和过去、大地又是怎样的关系?”

2020年3月,小说《四象》面世,故事依然建构在梁鸿的故乡——梁庄。只是与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里那个真实的梁庄不同,《四象》中的梁庄被虚化。

从梁庄绵延而来的记忆,在《四象》中成为一座沟通生死的桥梁:患精神分裂的返乡大学生韩孝先与三个生于一甲子前的亡灵——运动中被处决的留洋武官韩立阁、被车撞死的女孩灵子、基督教长老韩立挺,在梁庄的河坡墓地相逢,四人开始了一番长谈以及人世间的游走。

表面看来,这个故事有一点点魔幻性质,但梁鸿的目的并不是写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我从梁庄出发,从一个实有的梁庄到一个虚化的梁庄,但那依然是梁庄。我始终想探讨的是在梁庄生活的人,他们跟历史、跟现代、跟未来的关系。”

“死者从不会缺席任何一场人世间的悲喜剧”

《四象》中的三个亡灵,都有模糊的原型。而梁鸿脑子里最先浮现的,是小姑娘灵子。书中提到,韩立阁告诉灵子,每次站在她的坟头问“灵子在哪”的她的同学,并不是真的想念她,只是说说而已。

“这源于我生活中的一个细节。”梁鸿记得,年少时给母亲上坟,总会看到很多坟因为没人照料,几乎变成平地。“我站在坟头四下张望时,父亲会说赶紧下来,别踩住人家。我才知道,这是一座坟,埋着早年去世的一个小姑娘,她死时只有十二三岁。她被埋在这里,她被永远遗忘。”

梁鸿很想通过韩孝先这个从乡村走出的城市精英回到墓地的设定,把这个女孩重新“捡”起来,“她遭遇过什么,内心在想什么,她的情感是怎样的”。

至于韩立阁与韩立挺的塑造,梁鸿想通过二人构建活着与死去、地上与地下、历史与现在的关联。她想让灵子、韩立阁、韩立挺这三个生于一甲子前的人重新进入当代生活,并通过他们的进入,展示当代人的生活状态。

韩立阁、韩立挺和灵子一样,也是“被遗弃”的人,也都有模糊的原型。他们生于梁庄一个基督教家庭,韩立阁这个人物其实在《中国在梁庄》中已隐约出现,只是那时他的故事并没有如此完整,梁鸿只是用寥寥数语交代了自己从父亲口中听到的关于这个国民党军官的“传说”:每次离家十里他就要下马,走回村庄给每个人问安。梁鸿记得,父亲每次讲起那个人,“语气是非常郑重的,没有任何调侃戏谑的味道”。

“这些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已经非常模糊。但是你细细想来,你后来听到的那些村庄故事,好像都与那些模糊的、已经不存在的人有某种关联。”在梁鸿看来,这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历史从不会断,它一直是一种流动的形态。历史也一直在参与当代生活,从没有离开”。

梁鸿说,这也正是她把故事背景设置在墓地的原因。“当一个人逝去的时候,我们哭泣是因为对这个人有所惋惜,以为他的过去会随之埋葬。但对于亲人而言,死去的人其实一直活在我们的言语里,活在我们的某些眼神里。他们仍然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们的故事还在延续,他们的声音还在某一生命内部回响。死者从不会缺席任何一场人世间的悲喜剧。”

“这个时代,多少人后面都有大师,又有多少人充当大师?”

梁鸿笔下的韩孝先,年轻、瘦小、神经质。他是理科状元,爱读书、有理想。他懂得当代社会运行的规则,但懂得不意味着能够适应。

梁鸿想借韩孝先展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精英被迫成了精神分裂者。而正是这个精神分裂的人,带领着我们看到了时代的真相。“他迷狂却聪明,正因聪明所以异常脆弱,因为他看到了人们的贪婪与疯狂。”

书中,韩孝先回到家乡,回到荒野,在梁鸿看来,这也是他重新找回自我的契机。“因为人只有回到最初的地方,很多忘掉的东西才可能重新涌上来。”之后,韩孝先和重回人世的韩立阁、韩立挺、灵子在尘世行走,他们先回梁庄,再到县城,最后来到省城。梁鸿想通过他们的足迹展示历史脉络,同时展示当下村庄的荒芜,而这种荒芜更多意指精神的荒芜。

“当韩孝先在河坡展示神灵,当他开始算命,所有人趋之若鹜,把他当作上帝,当作可以抚慰他们灵魂的人。但这种抚慰是有实际要求的——每个人都想升官、发财,想娶到好老婆……人们跪他、给他钱,但没有人尊重他。他如同象征物,甚至宠物。人们只是出于最世俗的目的‘敬仰’他。”

韩孝先当然不是一个真大师。他看似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运,其实连自己的命运都没法掌握。“他只是被生活推到这种状态。人们需要他。大家各取所需。”

梁鸿甚至觉得,当一个神经质的青年被无数人簇拥,变成大神,本身就带有某种荒诞味道。“我们的社会这样的情况还少吗?多少人后面都有大师,又有多少人充当大师?这个时代,就是要把每个人都塑造得带着光环。然而,在这样一个看似我们几乎了解所有宇宙奥秘、地球奥秘的时代,人的灵魂却无法真正安放,这是一种世俗生活的迷乱或迷狂。”

“这一真实性甚至是粗暴的,以至于最终能达到某种隐喻”

无论《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还是《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以及如今的《四象》,梁鸿始终着眼于历史长河、社会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一个个平凡、纯粹又鲜活的生命。

接受采访时她问我:《四象》读起来会不会过于“冷”?

但人性的复杂,注定《四象》不会一脉温情。

梁鸿借由书中灵子的叙述,让读者看到了乡村文化中“重男轻女”以及崇尚暴力、反智的野蛮一面;借由韩立阁以及他母亲、妻子的惨死,追溯运动中村人的贪婪与暴力;而村中长老韩立挺,本应代表乡村的最高正义,却在现实的荒诞与凶狠面前被迫选择闭上眼睛,背叛心中的上帝与自己的良知……

梁鸿说,自己有一天在看荷尔拜因的画时忽然想到,她在《四象》中追求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风格:强烈的、清晰的真实性,“这一真实性甚至是粗暴的,以至于最终能达到某种隐喻”。

但粗暴与真实中,也闪现着温暖。

就像小说中韩立阁的结局:他救了韩孝先,用自己的力量把他从墓地推了上去。

其实,最初梁鸿也想过让韩立阁这个复仇者最终安于命运。但写着写着,她觉得应当把这个坚信“有恨的人永远不会闭嘴,就是死了,他也要说。他们比谁都说得多”的叛逆者的性格推得极致一些。“他想通过韩孝先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当下并不是实现他理想的合适时代,或者说任何时代可能都容不下他的理想,所以他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最后救了韩孝先,这对他也是一种安慰,起码让他心灵有所安放。” 

就像不断对韩立阁的命运进行调整,《四象》的写作开始于2017年,2019年付梓印刷前,梁鸿改了7版。在她看来,现在大家对文学似乎都失去了一种探索的耐心,“尤其是在结构和语言上,但是总应该有人继续做一些尝试”。

写作时,梁鸿一直在追求《四象》的语言的质感与密度。“一个作家,一生都在跟语言搏斗。你要创造一种语言的独特的美感,或凛冽,或骨感,如果你只是讲了个好故事,语言还不如读者,那你肯定不是个好作家。”

这种语言的锐利与密集感,也让《四象》在很多人看来具有一定的阅读门槛。但梁鸿觉得,“写作不是一定要通达所有人群,有耐心的读者应该能从阅读中获得一点点收获”。她甚至认为,读者在阅读《四象》时“身体姿势要稍微紧张一点点,把自己坐直一点点,这也是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的一种语言感觉”。

“故乡只是提供我精神生长的地方,我们从故乡出发,看清社会、看清时代”

《四象》之后,梁鸿开始构思一部有关地铁的非虚构作品,在她看来,地铁具有某种隐喻——地上、地下生活的隐喻。

梁鸿记得,自己有一天在寻找写作素材时忽然意识到,自己始终“对大的、具有某种意义的社会主题感到觉兴奋”。“我并不会因为这种兴奋贬低自己,这就是我人性中的一部分,就像不能因文学受众小而贬低它的价值。”

多年来,梁鸿的写作中都有故乡的身影。“梁庄确实是一个起点,一个事物生长的地方。”梁鸿说,故乡的那片墓地、那个河坡、那条河,对她而言都是极为宽广且安详的存在。“你的心灵可以在那里游荡,你的灵感,你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社会的思考,都能在那里慢慢生长出来。”梁鸿甚至觉得,根本无需回到故乡,“只要你想到那个河坡,那层层叠叠的树,那不断向下延伸的庄稼地,那弯弯曲曲的河流,你的内心都会蔓生出很多东西”。

但就像《四象》的本质并不是写村庄,而是写一个人怎样迷失自我又找到自我的过程,在梁鸿看来,自己从不会固守村庄,更不会把故乡当作桃花源抑或乌托邦。“在我的理念里,从来没有桃花源式的、田园式的村庄。故乡只是提供我精神生长的地方。我们只是从故乡出发,最终看清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0个人收藏
广告
新周爆款
HOT NEWS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