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李树波       2020-05-15    第563期

误读

人类有许多无需语言也心意相通的时刻,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知道存在着误读的可能——误会总会有的,也许就能避免某些斩钉截铁、某些火星撞地球。

北纬59度 0 0

误读.jpg最近我有个恶趣味:比对中译版和原版。在国内买的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在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上“借”到原版,两相比较,发现有些地方有歧义。比如,贝希斯顿山的崖(cliff)刻何以成了“石碑”?译者大概看到雕了三种文字就先入为主地理解为勒碑,其实如果搜索方便,一看到悬崖上浮雕的图像就了然了。

再如,“在阿富汗提利亚特佩发现的贵族墓葬里,制作精美的殉葬品来自希腊艺术。在西伯利亚、印度以及更远的地方,情况也是一样”这句,也违背了我的常识——不是说殉葬品不能来自希腊,而是这么一句大跨度陈述后面应该出现具体墓葬的名字才合理。赶紧看原文,哦,是这些殉葬品的风格受到了希腊、西伯利亚和叙利亚的艺术的影响。这才对嘛,吻合阿富汗被这些文化包围的中点位置。

再说一个,希腊化时期,对阿波罗的崇拜影响了佛教造像艺术,中译本是这么说的——“在此之前,佛教徒从不愿抛头露面,在外张扬”。一查,原文是说早期佛教徒有意识避免进行图像化传播——直到竞争让他们改变策略。

文字工作者会觉得这些误译如鲠在喉、谬以千里,但严格说来,它们对整本书不构成多大伤害。这本书倒也配一目十行地读,用的是流行的全球史写法,视角是努力去西方中心的,但是方法局限于文献,得出的结论是更简单化的图景。

以文字之美、布局之精立身的书,只读中译本就未免不公。盖伊·特立斯的Fame and Obscurity被翻译为“被仰望和被遗忘的”,这书1970年出版时,把写辛纳屈等名人的特稿放在第一部分,对纽约城市生活的侧写放在第三部分;1995年版就倒了过来,60年代末纽约的社会生活显然比60年代末的明星更值得一看。但是越高级的文字越不堪翻译,这一章节的名字“New York:the serendipiter’s Journey”就煞是难译。serendipity指机缘来得不早不迟、不偏不倚——弗莱明爵士发现青霉素是serendipity;我散步时凝视一片湖水,忽然目击一只公鸭企图强奸另一只公鸭也是serendipity。特立斯化身全知全能的眼睛,审视纽约城里的蚂蚁、野猫和风,庞杂却有序,差不多等于纽约几万个快手或抖音er的全天候直播,加上一队现场取证员和人口普查员,最后剪出五条短篇史诗。如此漫不经心而严整的广阔无疆被翻译成“一个猎奇者的足迹”,几乎等同于把大象塞进沙丁鱼罐头。serendipiter是带着准备去迎接偶然的人,不妨译为“纽约:邂逅者之旅”。

特立斯的炉火纯青还体现在结构上。《辛纳屈感冒了》开头六段说大歌星感冒这件事,像《十面埋伏》那样层层递进,真的能看见一个场域:辛纳屈身边有个王国,绷得紧紧的中心上,球弹了一下,那就是他感冒了。“He was the victim of an ailment so common that most people would consider it trivial”,即“他患上的这种小恙如此普通,以至于大部分人认为它不值一提”。中译本里这句是这样的:“辛纳屈病了。他很容易患病,以至于人们对他这次得病也没放在心上。”张力瓦解得有点莫名其妙。

译者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比普通读者领先一截,又对作品倾注了心力,也会出现鸡同鸭讲的瞬间。误读是不是真的很难免?另一方面,如果不是翻译一本书,译者未必会暴露自身英语水平的漏洞。可见沟通越多,误解越多。

还有一些误读是基于偏见。作家赫塔·穆勒从罗马尼亚移居德国,被搬家公司的广告吓了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她的记忆里,长腿的家具是秘密警察来访过的痕迹,柜子移了位,椅子从客厅跑到了卧室。一个广告招贴里,高跟鞋踩在一只男人的手上,广告创意的点也许是女权,也许是幽默,对穆勒来说却只能构成最粗暴的伤害和毫无道理的侵犯。后来她忘记了鞋的样子,手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在被伤害过的人那里,什么都有变成禁忌的潜力。

人类有许多无需语言也心意相通的时刻,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知道存在着误读的可能——误会总会有的,也许就能避免某些斩钉截铁、某些火星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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