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尤蕾       2020-05-15    第563期

『讲书人』樊登 挣点良心钱就好

樊登习惯随身带一本书,自己读后再讲给别人听,他认为,不读书就不会知道痛苦源于何处,而生活中很多问题可以从读书中找到答案。樊登将这个看作“讲书人”的责任,带着整个社会往前走。

人物 0 0

DSCF7237.jpg“哪来那么多时间读书?”

将这个问题抛给一个以读书为业的人,他给出的回答一定不会出人意料:“走哪都带一本啊。”

说罢,樊登落座,顺手将一本《达尔文经济学》放在面前的茶几上,这是他正在看的书。

“这书很少有人读,出版社都快放弃它了。”樊登指着封面说,他觉得中文译名不太好,会让很多人觉得这书跟自己没关系。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Why Most Things Fails”,“‘为什么大部分事情都失败’,这名字多直白、多好”。

与《达尔文经济学》相比,英文书名的意味显然有着心灵鸡汤或成功学的嫌疑。然而,樊登不同意,“这是复杂科学”。

“没有经过任何论证,没有经过有效性的考验,不可证伪,也没有基本的统计学原理,就随意给出一些建议,这才是鸡汤和成功学。”他说,自己从不讲这些书。

2013年,樊登创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读书会——樊登读书。

即便读书会的会员在2019年新增了1600万,他还是没有什么“成功学”,也从不贩卖“鸡汤”,他一直是那个“讲书人”,希望读书为很多事找到出路。

而在樊登读书的另外一头,是每一个与书有关的人和事:两年前的5月1日,一位单亲妈妈当面对樊登说——“从您讲的书中,我找到了想要的答案,也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读书对我而言,是生命中的盐,是必需品。你如果不读书,就会面临很多痛苦,因为你不知道痛苦是怎么来的。当你对此完全无知觉的时候,是不会产生想改变的念头的。”樊登已经习惯在处理人生问题时,转向书中,寻一个出口。

“他是个非常不典型的老板”

2013年10月28日,樊登在上海企业家口才工作坊讲课,台下坐着两位80后——田君琦和郭俊杰。后来,三人成为合伙人,相继推出了“樊登读书”微信公众平台以及App。

彼时,将语音放在App上的灵感来自樊登在华章培训微信群内的读书分享,因此成就了听书的原型。不过,这一模式在当时并不被喜马拉雅创始人余建军看好,他认为在喜马拉雅上有大量免费节目,人们不会为听书买单。樊登坚持己见,事实上,一年后,喜马拉雅吃到了知识变现的第一波红利。

现任CEO吴江2018年加入樊登的团队,“我是被他忽悠来的”。过去十年,吴江到北京出差,偶尔与樊登约饭,“他都要说一两次,让我赶紧出来创业,打工没前途”。在吴江看来,樊登对于创业情有独钟,几乎见人就鼓励对方创业。

樊登写过一本《低风险创业》,将对创业的热情化为理智的思考。比如,他将“抱怨”视为创造一个新行业的直接动机:想看书却漫无目标的人抱怨“书太多,不知从何挑起”,于是就有了樊登读书。

刚创办樊登读书时,樊登在咖啡馆办公,每次花二十多块钱。他的原则是,尽量不花或少花钱。这种经济适用型的创业行为被他当成经验写入书中,总结为成本的“最小化”。

吴江说,樊登的创业思路也经历了一些变化。《低风险创业》中提到了“脚踏两只船”式创业:大家都鼓励别人创业时一定要义无反顾,但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都是一边上学一边搞创业。樊登解释说:“好企业家不善于冒险,而是善于控制风险,只有在一个领域内感到安全,才能在另一个领域充分创新。”

“起初,樊登认为,要创业就应该破釜沉舟。后来他读了一本书,看到书中统计的数据和案例,他发现原来兼职创业是一条更加稳妥的道路。”吴江说。樊登2013年开始做读书会,直到2016年才真正辞去教师的工作。

至于如何做老板,樊登也从书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比特币的员工出来创业,做Facebook、做 Space X、做 YouTube,比特币的老板都是投资人,他给Facebook投了50万美元,最后变成70亿美元。

“老板的格局一定是来自你希望自己的员工好,你的员工如果能够成为亿万富翁,你自己肯定也会跟着上一个层次。”樊登一直鼓励员工创业,他不觉得这是身为老板的“佛系”,“佛系才不会创业,我们很有目标,努力让员工都能买上房,甚至拥有自己的公司,这才是我们的方向”。

樊登究竟是一位怎样的老板?吴江的第一反应是,非常不典型。

吴江是樊登的师弟,在学校辩论队时,每年夏天都有集训,他和樊登被安排在同一间寝室。当时樊登和路一鸣(央视前主持人)相当于副教练的角色,樊登脾气一贯的特别好,凡是6点起床练习朗诵这类事情,肯定是相对严厉的路一鸣负责监督。

从师兄弟到上下级,吴江觉得樊登没有什么变化。在公司管理中,他依旧是好脾气,不会骂人,甚至不会管人。“有的员工明显做错了,他不但不惩罚,甚至都不批评。”吴江想用帮助或教育的方式处理犯错的员工,但樊登不同意,认为这样员工会觉得自己只是没有受到惩罚,并没有受到鼓舞。

“坦率地说,他的这点要求我现在还达不到。”或许,这是他们俩难得有分歧的地方。

平时,樊登就不怎么去公司,公司在上海,疫情暴发后,他几乎有半年没在公司露面,“我其实不管公司,他们甚至都不用我签字”。

吴江说,樊登更多的是给公司贡献很多创业方面的想法,偶尔会跟同事们开会探讨业务,比如创业理念、项目价值等。“但这些从不通过命令的方式或当成任务布置下去。他自己也常说,他说什么也不算。”

确实,樊登说的也不算,公司觉得一件事情是正确的且时机合适,大家就会去做;如果做不了,也不用跟樊登解释缘由。在吴江看来,樊登更像一个导师,而非老板。

在外界看来,樊登是公司最大且唯一的IP。樊登也承认,作为老板,他确实是一个人支撑了一个公司的大IP,“但是我不累,反而比大多数人都活得轻松”。

他说,他是公司的一条产品线,但不希望是唯一的一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要压缩我这条线,我要负责继续发展,能卖到10亿、20亿,先让我把能量发挥出来”。同时,公司也得做出新的产品线,这样公司才会更健康。

“所以,我不那么着急去想谁来替代我、谁来接班。”

每一次选择都是在“随机一抛”

樊登说,每一次他都是随遇而安。

“研究生毕业时,我应聘过银行、证券公司、咨询公司,做什么工作完全随机。”带着两次全国高校辩论赛团体冠军以及国际大专辩论赛团体冠军的光环,樊登参加了电视主持人大赛,风头一时两无。

那次大赛的吸引力不仅仅是未来的50万元年薪,还有台下坐着的两位实力评委——白岩松和崔永元。樊登最终成了那场比赛的冠军,他对媒体说,既然走上了出名的路,追求的就是更出名。

“上班后,才知道根本没有50万元年薪。”樊登干了半年,辞职去了北京,找崔永元。那是因为崔永元跟他说过:“如果愿意来央视,我教你做节目。”

樊登曾经多次被问到为何离开央视,他半开玩笑地回应:应该是因为自己总也不红吧。“干到2004年的时候,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留在电视台,如果没有节目主持就惨了。”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性极高的事,樊登考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电影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等于重新分配”,找一个单位落下来,就能拿到北京户口。

在如今的樊登看来,之前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在“随机一抛”。遇到困境走不出去,重启一下,再随机一抛。也因此,樊登开始同时拥有多种身份:高校教师、培训讲师、读书会发起人。

“生活中很多人都不读书,我着急啊。”樊登当时在给EMBA学员上课,他发现自己给学生推荐的书,学生只买不读。

2013年还没有“知识变现”这个概念,樊登也只是在此前开通了博客、微博,下载了微信,私人化地分享读书感悟。但当他开始尝试帮助学生解决不读书的问题时,他正儿八经地把自己读过的书整理成PPT,一年发50个PPT,收费300元。“学员们愿意买PPT,虽然还是不看,但这起码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对的,验证了它的价值。”后来,樊登想到在微信群进行分享,效果居然出奇的好,不到一个月,樊登拿着两个手机在两个分享群之间轮流切换。

成为讲师源于樊登参加的一场婚礼,一个朋友在找讲师,他就去了。那次讲课后,他一天赚到了6000元。此后,樊登开启了一个新的职业身份——讲师,各大高校、企业的培训班中经常能见到他。

“我讲过一本叫《混乱》的书,里面提到爬山算法:要达到人生高峰,最优的方法并不是设计好一条道路,而是必须接受随机一抛,到任何一个地方后,就尽量干到最好。”如今,樊登觉得他的职业选择恰好成为这一理论的又一印证。

不可否认,现在的樊登真正走上了一个高峰,坊间便传有他连续讲课三天收益1亿元的消息。樊登听到后直呼“要是有这样的机会,我就不用做公司了”。他说,确实见过有的讲师开出一位学员9.8万元的价码,在能够容纳9000人到1万人的体育馆里连续授课三天,“这么算下来可不得1个亿?”。

樊登假设自己站出来开个弟子班、亲传班,每个学员收10万元,收到1万名学员是很容易的事。但他绝对不会这么做,原因也不是爱惜羽毛,“我觉得自己创造的价值没有这么大,而且这些知识都来源于书,是自己不花钱获取的东西”。

“挣点靠谱的良心钱就好,不要利用别人的弱点,操控别人的心智是坏人做的事。”

寻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疫情期间,樊登有了比平时更多的时间去看书,“哪儿都去不了,就在家里读了40多本书”。以往,两个月内他的阅读量通常保持在20本左右。

樊登的工作节奏比较规律,一个月录制一两次,一次录制三四本书,一天的时间全部搞定。“现在录制好的书已经排到一年以后了,就算我一年不工作,我们的书都够用。”

当然,樊登并没有停止“讲书”的想法,而且他看起来依旧对此兴致盎然。在接受《新周刊》采访的前一天,他还抽空去书店录了两本书。这两个月读完的书中,大约还有十几本正准备录制。

“挑战自己的舒适区,是一件特别满足又有成就感的事”,樊登总能乐在其中,同时,他的主观感受也能在书中找到事实依据。

樊登讲过稻盛和夫的《干法》一书。上世纪50年代,在陶瓷厂进行研发工作的稻盛和夫,将锅碗瓢盆全部搬进车间,吃住在工厂,一天到晚都在思考如何攻克技术难题。当时,他们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无法将镁橄榄石黏合在一起。无意间,他踢翻了一桶松香,松香黏在他的裤子上,他顿悟,这就是最好的黏合剂啊!难题由此被攻克。

对稻盛和夫来说,这次成功带给他的最大的收获,是他发现了自己对于工作的兴趣和热爱:工作真的太有趣了,工作这件事太有挑战了,现在给我什么我都不会换,我就喜欢工作!

这让樊登想到自己的父亲,作为一名大学数学教授,“他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在做数学题。每天上课、辅导学生、写论文,都是在做数学题,回到家有空了还是在做数学题”。

“我从小到大,他一贯如此。他有很多厚厚的本子,精心地整理着很多数学题,笔迹非常工整。”

有一次,樊登在朋友圈晒父亲的笔记,引来很多极少露面的朋友的点赞。

他们沉浸于工作之中的美好部分,可能恰恰是局外人眼中的枯燥与辛苦。

每当有人问起“一年读那么多书、讲那么多书,苦吗”,他会回答:“读书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娱乐。”这是樊登对于读书所坚持的另一面,读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压力或者说精神上的疲惫感。

“如果觉得工作累,那说明你是凭着本能去感受,给自己的工作贴了个标签,所以,只要是工作,就希望与生活切分。”于是,工作时六亲不认,忍住痛苦;放假就要痛痛快快地休息,谁也不联系。但问题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两头不开心。

“我们今天采访、聊天,你说到底算工作还是生活?很难分清。在这里我们喝水、聊天,你说与在家里做同样的事情有很大的区别吗?”

樊登觉得,很多人追求和倡导的工作和生活平衡,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应该修炼的是让区别在心中变小。”

所以,面对“读书只是我的乐趣,不能让它变成我的工作”这类说法时,樊登“回怼”:“凭什么?那只是因为你获取乐趣的能力太差。”

把读书做成事业的樊登,如今看起来就不是一个很爱焦虑的人。创业也好,人生也好,他认为,无常是一定的,焦虑往往来自对无常的抗拒。“凯文·凯利推荐过一本《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书里说戏剧化的生活才是痛苦的。”这本书很薄,但樊登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看来,过度依赖确定性会使人进入生活的误区,而不确定性才是真正让人幸福的东西。

接受《新周刊》采访前一天,樊登与任泉的直播连线突然“翻车”,以至于他们无法听到彼此的声音。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连麦失败,樊老师完全不焦虑”,樊登觉得“明天连好了就行啊”。

“为什么非要界定自己是商人还是知识分子”

只要跟樊登在一起十分钟,基本上就会觉得读书很重要。这句话,樊登觉得“吹得有点过”。不过,他确实是为别人好,希望他们读一些书,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所以樊登还是见谁都不厌其烦地讲读书的好处。

他笃定读书能让生活变得更好,这是《奇葩说》中他与高晓松的分歧点。节目结束后,人们几乎忘了两人的交锋,只记住了樊登的一句话:读书是件要命的事。“当时的氛围下,为了节目效果强化了观点,放到现在我可能不会这么说。”但樊登依旧觉得,质疑自己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

“你读了一本书,非得把它抛在脑后,你可以说读书没用。但如果你读书后笃行之,肯定会发生改变,也许你跟孩子的关系改善了,也许你的事业变好了。”

就如《论语》之于他,“《论语》对我的影响和帮助非常大”。

樊登说:“大学时我才认真地读了一遍《论语》,觉得孔子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心里。”

刚刚进入央视时,樊登经历了一段迷惘期,做的很多节目都被毙掉了。于是,他用了整整一年再次通读《论语》。“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樊登觉得这句话对于一个浮躁的年轻人来说有很大的安慰作用,不应该为出不出名而焦虑,而是应该关心自己的能力有没有提高。

后来,他将对《论语》的推崇融入讲书过程:在《故事经济学》《你能写出好故事》中引用了“行有余力,则学以文”;讲解《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时,重点提到了“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他对“鲜能知味也”很推崇,在讲《正念的奇迹》《与繁重的工作一起修行》时经常说这句话。

显然,樊登讲书带有教育的功用。他把读书做成了视频、音频,听一本书就像上一节课,以至于他自己都说过,“我们其实是中国最大的夜校”。

质疑也由此接二连三地出现,譬如,一本书可以在短短几十分钟内讲明白吗?樊登曾经专门为此请教自己的大学老师,是不是可以在50分钟内把金属学概要讲出来。老师说,10分钟就足够了。金属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它都可以在50分钟内讲出来,畅销书就更可以了。

再譬如,有些人质疑樊登喜欢读一些“无用的书”。“你告诉我什么是无用?我觉得这种人缺乏悲天悯人的态度。”樊登认为,好书都有用。

他觉得,读到一些让人豁然开朗的书,起码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樊登谈到,人体有400多种细胞,肝细胞、脑细胞、皮肤细胞等到底是怎么分化出来的?究竟是谁在指挥?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怎么也想不明白,直到他看了《深奥的简洁》这本书,书里介绍了一个混沌体系,到最后一定会归于一个吸引子。

简单说,将一个弹球扔进碗里,弹球会转,这就叫混沌。你不知道它转到哪里,但最后它会停下来的地方就在碗底。多个这样的东西交错在一起,它是一个幂次分布,求一个log,就是它所能够形成的吸引指数。“我们人体的基因是3万—10万个,求一个log,正好是400多个。”

猫身上的花纹分布也有规律,身上都是斑点状,到了尾巴变成环状,尾巴尖上则收缩成一个尖状。“这跟上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还是因为吸引子的缘故,最后斑点形状是根据表皮面积大小而沉淀形成的。”

只听一个人讲书,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千个人眼中的一千个哈姆雷特,最终会变成一个哈姆雷特?这几乎是所有“讲书人”都会遭遇的质疑,樊登也不例外。

“这是把所有书都当成小说去读,只有小说是这样。”对小说的解读往往融入个人的生活经验,这也是樊登从来不讲《红楼梦》这类书籍的原因。现在樊登讲的书,基本上都是如果理解错了是不行的。就像学习数学,哪个数学老师讲的定理能不一样?

另一方面,樊登说,很多人听了他讲书,觉得某一本书“对胃口”而买来看,这叫做知识的缺口。“当你对一个事情完全无知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无知,同时也不会对此有兴趣。我们就是想帮这些人撕开一个缺口。”

很多学员曾问樊登:“老师,你现在是商人还是知识分子?”

他通常会回答:“为什么非要界定自己是商人还是知识分子?当我给自己一个明显界定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单向度的人,就意味着衡量我的成功标准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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