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蒋苡芯       2020-05-15    第563期

宋仁宗和他的男神文学天团 庸常君主也能缔造黄金时代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仁宗朝的文学大家们并非独立闪烁,他们相互照耀,构成了那四十二年的夺目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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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p062文艺.jpg电视剧《清平乐》的热播,让人们开始关注北宋年间仁宗赵祯在位的42年(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 

因宋仁宗的庸常,那42年一度是被后世低估的岁月。除在戏文中流传着“狸猫换太子”“包青天”“杨家将”等故事,鲜有民间文人愿意像描写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般,为宋仁宗着墨。

但也正是这位君主的无为和他推行的士大夫共治,使得当时涌现了相当数量的杰出人物。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此外,范仲淹、司马光、黄庭坚等“巨星”也相继在此间发出光芒。

苏轼曾言,“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

仁宗朝的文学大家们并非独立闪烁,他们相互照耀,构成了那42年的夺目星空。

柳永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其词却响彻民间

在仁宗朝的璀璨群星中,有许多人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朝堂之上是卷弄风云的政治家,朝堂之外是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柳永则是个例外。

据宋史研究者吴钩介绍,后人大多知道柳永在政治上不得志,却鲜知,早在真宗(仁宗之父)朝后期,柳永多次在科举上落败,就是因为真宗不喜欢柳永的词,认为那是靡靡之音。

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中提到,仁宗亲政后,有迹象显示,他对柳永的文学和音乐才华是比较欣赏的。据陈师道的中国诗论著作《后山诗话》所载,柳永所作“新乐府”,“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某种程度上,两位皇帝对柳永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决定了他的人生际遇。

景钓元年(1034),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特开恩科,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的录取放宽尺度。柳永闻讯,即与其二兄柳三接由鄂州赶赴京师,第五次参加考试。

是年春闱,柳永与柳三接同登进士榜,后任睦州团练推官。暮年及第,柳永喜悦不已。时年二月,柳永由汴京至睦州,途经苏州。

彼时,范仲淹任苏州知县,柳永前往拜谒。有学者考,柳永的《瑞鹧鸪·吴会风流》就是他在此期间进呈范仲淹的。

此词写道:“旦暮锋车命驾,重整济川舟。当凭时,沙堤路稳,归去难留。”柳永想告诉范仲淹,早晚有一天,他会得到重用,施展自己匡世济时的大志。

柳永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其词却响彻民间。整个宋朝的319年间,一共诞生880多个词牌,仅他一人就原创100多个,是两宋词坛创用词调最多的人。

柳永的作品大量描绘了市民阶层男女间的感情,词中的女主人公,多数是沦入青楼的不幸女子。宋朝妓馆多以卖艺为主,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十里红场都在吟唱柳永所作的诗词。

他的词作在当时影响力之广,以至于皇钓五年(1053)他去世出殡当天,襄阳各青楼妓馆停止一切娱乐活动,闭馆致哀,全城青楼女子悉数到场,还有人出资置办丧仪。

此事见于南宋祝穆所撰《方舆胜览》:“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资葬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

对欧阳修而言,范仲淹是美玉中最晶莹纯粹的那一颗

仁宗朝有一对年龄相差18岁的忘年交,他们在朝堂上政见一致,是为推行“庆历新政”奋斗的战友,生活中亦彼此欣赏。这二人便是范仲淹与欧阳修。

范仲淹是欧阳修最为崇敬的人。在欧阳修眼中,这个世界充满沙土和砾石,其间偶尔露峥嵘,有几颗美玉璀璨夺目。《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一书的作者郭瑞祥说,对于欧阳修而言,范仲淹无疑是美玉中最晶莹纯粹的那一颗。

未相识前,欧阳修就对范仲淹颇为钦慕,他曾从岳父胥偃的弹章中得知范仲淹有过人的见识和出众的才干,便在内心将其引为知己。

二人真正结识源于一封信。明道二年(1033)四月,刚亲政的仁宗将范仲淹从陈州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职。

彼时27岁的欧阳修正在西京洛阳任留守推官。步入仕途10年,他目睹社会上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寄希望于有能力、有影响的朝臣。为此,他特地写下《上范司谏书》。

欧阳修在信中向范仲淹发出警告:从宰相、九卿到下面的各级官吏若失职,会受到有关部门的责备;若谏官失职,会受到正直君子的讽刺。

见信后的范仲淹倍感鼓舞,上任伊始便如披坚执锐,不负朝野众望。范、欧二人也更为投契,因共同的政治抱负走到了一起。

“欧阳修几乎一直站在范仲淹身边,每当有人批评或质疑范时,他都站出来维护范。”吴钩介绍道,景钓三年(1036),时任吏部员外郎的范仲淹向仁宗进谏《百官图》,劝说皇帝亲自掌管官吏升迁之事,与宰相吕夷简发生争执。此时的右司谏高若讷为保全自己,处处污蔑范仲淹,致其再度被贬。

一时间,朝臣畏惧宰相的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也无人敢送别。此时,欧阳修却给高若讷写下著名的《与高司谏书》。

其中有一段的大意是:“希文(范仲淹字)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如今因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辩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这真是太奇怪了。”

阅读范仲淹的集子可发现,他人生中少有的那些脆弱、消极时刻,都给了欧阳修。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再度被召回朝廷后任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欧阳修也于此年任掌管、起草诰命之意的“知制诰”一职,积极支持政治改革。但他们的改革举措因受保守派阻挠和反对,终告失败。

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写了一首《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赠与欧阳修,词中写道:“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之后,范仲淹自请外任,欧阳修再次为范上书,亦被贬。离开京城的二人,虽不共赴一地,但仍心有灵犀。

庆历六年(1046),他们分别写下《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这两篇著名的散文。二文风格迥异,思想却不无相通之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道:“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欧阳修在《醉翁亭记》里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嘉钓二年贡举,群星闪耀,照亮北宋半个世纪的星空

宋初,无论是文章还是诗歌,都一度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

效法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西昆体”,雕润密丽,词藻华美,内容却普遍贫乏空虚,脱离社会现实和真情实感。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郭瑞祥介绍道,就连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关注的也是词藻声律。“北宋早期的科举,先考诗赋,再考策论。诗赋以时文和西昆体为限,称为‘太学体’,凡不符合要求的必遭无情淘汰。”后来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却都因声律不过关而被淘汰。

一些有识之士决定改革文风,于是重新举起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大旗。不同的是,韩、柳革新的对象是文章,而北宋人革新的对象还包括诗歌,这场运动被称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真宗朝的文人柳开、王禹 、石介都是这场运动的先驱人物,仁宗朝前期的范仲淹、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也都致力于革故鼎新。“但要么诗文作品少,要么质量低,在文坛上的影响都不足以完全扫除西昆派的影响。”郭瑞祥说。

到了仁宗朝中期,这一任务落到了能诗善文的欧阳修身上,他以革新科举的方式,完成了对西昆派的彻底颠覆。

就在范仲淹去世的嘉钓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了一场科举考试。吴钩说:“嘉钓二年贡举,群星闪耀,照亮北宋半个世纪的星空。”

理学奠基者程颢及创始人之一张载,王安石改革的第一助手吕惠卿,苏洵之子苏轼、苏辙,在这场考试中同时及第,被后世誉为千年科举“龙虎榜”。值得一提的,正是欧阳修与苏轼间的“伯乐相马”。

当年苏洵两次落第,回到老家四川眉山后,仍刻苦攻读。但他不再着意于应试文体,而是博览古今,考究治乱得失、济世安民之道。嘉钓元年(1056),48岁的苏洵虽没有再出川,但已著作等身,成为一代大儒。

那年,受欧阳修邀请,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入京,并将二人送入考场。

欧阳修认为,科举的目的是发现治国理政的政治人才,不是选拔文学人才,策论更能体现科举价值。策论以四书五经为依托,用政论的形式阐述儒家之道。

这次策论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围绕主政者奖惩赏罚进行议论。有一篇策论引起了参详官梅尧臣的注意。

文章提出,要赏罚分明,认为可赏可不赏的,要赏,以示广恩;可罚可不罚的,不罚,以示慎刑。最后得出结论:“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这样才能“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

文章的观点符合儒家的“仁政”思想,梅尧臣称赞其“有孟轲之风”。欧阳修看后,也对文章的辞章、立意拍案叫绝。

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苏轼。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与其命途多舛的人生多有关联

古代的科举考试如同今天一般,试卷上考生的名字会被“糊名”。

苏轼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典故,吸引了欧阳修:“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阳修学富五车,却不知这一典故出自何处,有意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一等,但他转念一想:“这篇文章本应第一,但视野所及,能写出这样优秀文章的,非曾巩莫属。”

曾巩是欧阳修的入室弟子,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曾巩与我有师生之谊,我若径取他为第一,容易落人口实,遭人非议。不如就擢为第二吧。”考卷拆封后,看到糊名处写着“眉州苏轼”四字,欧阳修才觉懊悔。

那年,21岁的苏轼一共参加了四场考试,最终中了第四甲;19岁的苏辙则中第五甲。

苏轼虽未能获状元之名,欧阳修却对他赞赏有加。成语“出人头地”正是出自欧阳修:“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还私下对儿子说:“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再也没有人谈论老夫了。”

欧阳修所言均成事实。自苏轼进士及第后的近半个世纪,郭瑞祥说:“苏轼几乎成了全民偶像,坊间甚为流传他的诗集,他也是宋代散文六大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位。” 

某种程度上,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与其命途多舛的人生多有关联。

苏轼登上历史舞台已是仁宗朝末年。正在最为气盛、最有政治抱负之时,他经历了新旧朝更替和王安石变法。

治平三年(1066),宋神宗已经继位。那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

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21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一生中遭遇的最大劫难莫过于“乌台诗案”,那是一场典型的文字狱。

彼时已是神宗朝元丰二年(1079),新党从苏轼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的句子,称其“愚弄朝,妄自尊大”,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

同年7月,苏轼被捕,在狱中留下“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绝唱给苏辙。他与苏辙感情深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因思念弟弟所作。

“乌台诗案”也成全了后来的苏轼。被贬后,他在黄州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东坡居士”别号亦是此时所起。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站在长江边上吟着词赋的苏轼,殊不知,被大江之水淘尽的,除了周瑜、小乔、曹操、孙策,还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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