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谭山山       2020-03-15    第559期

在大自然面前, 人类中心主义不堪一击

“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同时也开始思考。”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们是时候重启自己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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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2020年的头两个月对于很多人来说,显得过于漫长。

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写的那样:“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同时也开始思考。”除了思考疫情,人们也在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对于正在精神成长期的90后和00后,这或许是人生的第一次危机时刻(此前遇到的最大危机或许是失恋或考试不及格),可能因此萌生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学者王晓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


病毒可能是大自然清除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手段

除了《鼠疫》,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也是疫情时期很多人重读的书。

该书的第一章就把读者带回40年前的1月,故事从一个叫夏尔·莫内的法国人讲起。夏尔·莫内在位于肯尼亚西部的一个糖厂工作,此前的圣诞假期,他和一个朋友驱车去埃尔贡山野营,并在元旦这天探访了奇塔姆洞——夏尔·莫内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感染了马尔堡病毒,因为这个洞穴是他和另一个感染致死者的唯一交集之处。

探访奇塔姆洞后的第七天,也就是1980年1月8日,夏尔·莫内开始发病。他的眼珠变成了鲜红色,越来越像一具僵尸。他搭乘肯尼亚航空的一趟通勤航班前往内罗毕就医。在飞机上,他开始呕吐,吐出所谓“黑色呕吐物”,这是因为病毒在他体内开始“极度扩增”。支撑到内罗毕医院后,他终于倒下。“急诊室的其他病人慌忙起身,避开地上的男人,大声呼叫医生,他周围的血泊迅速扩张。致命病毒摧毁了宿主,此刻忙着钻出他身体的每一个孔穴,正‘试图’找到新的宿主。”

“《血疫》的第一章,是我这辈子读过最可怕的。”被誉为“当代惊悚小说之王”的斯蒂芬·金曾这样感叹。

马尔堡病毒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丝状病毒。它来自非洲,却有个德国名字——1967年,这种病毒在德国马尔堡一家药厂暴发,因此得名。携带病毒的是从乌干达进口的实验用猴子。1976年在刚果(金)被发现的埃博拉病毒,也就是《血疫》一书的主角,也属于丝状病毒家族。“你越是琢磨高危病毒,就越会觉得它们不像寄生生物,而是越来越像猎食者。猎食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会无声无息地潜行,有时候会潜伏很长时间,而后突然暴起袭击。”书中这样写道。

在用文字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病毒的可怕(当然不免有夸张之嫌)之后,普雷斯顿在最后一章写下推论:对于地球而言,人类是一种寄生生物——“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了不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为此,地球启动了针对人类的免疫反应,试图清除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而病毒——包括艾滋病病毒在内——可能就是大自然的清除手段。

“我猜艾滋病恐怕不是大自然展现出的最强力量。”读到普雷斯顿这句话时,你可能会觉得细思极恐。


“如果我繁盛,你们也将繁盛;如果我衰败,你们也会衰败,甚至更糟”

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在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现象,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报复”。但那时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尚未充分显露,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进入20世纪,尤其是进入当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欲和掠夺性开发变本加厉,自然条件空前恶化,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

在奈飞(Netflix)与金牌自然纪录片制作组Silerback Films合作的8集纪录片《我们的星球》(Our Planet)第一集,担任旁白的英国生物学家、BBC主持人兼制片人戴维·阿滕伯勒讲述道:“大约一万年前,当人类建立第一个定居点时,人类周围的世界,包括陆地和海洋,都充满了生物。世世代代,这个稳定的伊甸园,培育了我们不断发展的文明。”但随即他又话锋一转:“然而,如今,在仅仅不到100年间,一切发生了变化。在过去50年里,野生动物数量平均下降了60%,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自然的稳定性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是《我们的星球》列举的数据:热带雨林正以每年15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和1980年夏季相比,两极海冰的覆盖面减少了40%,预计到2040年,北极将再无冰川;全球渔业资源正在急剧减少,其中1/3已经完全消失;2016年至2017年间,超过1000公里的大堡礁白化,而全世界一半的浅海珊瑚礁已经死亡,余下的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消失殆尽……

也因此,有豆瓣网友评论道:“70%以上的解说都是负能量的报数字,什么时候北极冰川消失,什么时候野生红毛猩猩灭绝。这不是一部展示地球之美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告诉你再不做点什么大家马上就全部玩完儿了的警告片!”

美国生物学家B.康莫纳曾经写道:“我们自称先进,并宣告已逃脱了对环境的依赖。在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一个游牧部落的成员,只有从找到的一根草茎中才能榨出水来,而我们只要打开自来水龙头,水就来了。我们走的不再是无路可循的荒野,而是城市的街道网。我们不再追寻阳光取暖,或者躲开烈日避暑,只要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机器取暖或降温就行了。这一切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环境,不再需要自然环境了。在热切探寻现代科学技术利益的过程中,我们几乎产生一种致命的错觉:我们已经最终逃脱了对自然平衡的依赖。而事实是可悲的,截然不同的。我们依赖于自然界的平衡,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若将46亿年的地球史凝缩成一天24小时,人类不过是零点前几秒钟出现而已。大自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离不开大自然,公益纪录片《大自然在说话》用大自然的口吻说道:“是的,你们的未来取决于我——如果我繁盛,你们也将繁盛;如果我衰败,你们也会衰败,甚至更糟。”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非典’和禽流感相继暴发,应当引起我们对现行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如不能制止严重破坏自然平衡的行为,不能与生物界和谐共存,人类可能会像恐龙一样因‘特化’走向灭绝。”

这是200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校长殷鸿福提出的看法。他指出,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研究生物演化史得出的科学结论。

殷鸿福的推论过程是这样的:生物界的消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全面进化,旧物种不复存在,演变为更高、更新的物种;另一种是未能绵延后代而绝灭。从猿到人的演变属于前者,人猿消亡了,却产生了更高级的人;恐龙的灭绝则属于后者。

引起恐龙灭绝的内因是“生物特化”。所谓生物特化,是指不与自然平衡,造成生物体某一方面非自然地过度发展。比如某些物种个体增大是一种特化现象,它是生物演化上升的表现之一,但并不是越大越好;这些物种只适应于特别优越的环境、要求更多更好的食物。恐龙就是这样的物种,它一度是统治性生物,适应性和抗灾变能力却不断减弱,一旦环境突变,便走向绝灭。

而人类也有着“特化”的风险。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繁殖加快,对肉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获取肉食的方式,日益依赖人工食物链,即工业化生产的家禽家畜。“这种高密度、统一饲料、速长速肥的生产方式远离自然,再加上激素、催肥剂的使用,使动物抗灾变机能降低,易于染疫传疫,导致口蹄疫、疯牛病、禽流感频发。”殷鸿福说。

“非典”暴发的17年后,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再次意识到人的脆弱、当代城市生活的脆弱,并进一步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比如,学者黄灯认为日常生活中制造垃圾、不理性消费、无意识犬儒等都是“平庸恶”的一部分:“我越来越意识到,在技术的无限可能下,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坚固的经济GDP所制造的繁华城市,也许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幻影,我们拥有太多的盲点,人类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和自信,在喧嚣炫目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活?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和与他者相处?也许,当下能做的,就是建构一种更为健康、理性、简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培养真正适应城市规则的公民,否则,所有人必然共同承受不堪代价。”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让我们看看梭罗是怎么生活的:“我发现,每年之内我只需工作6个星期,就足够支付我一切生活的开销了。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爽快地读点儿书。”他的木屋是自己建造的,总花费28.125美元,屋子里的家具“包括一张床,一只桌子,三只凳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柴架,一只壶,一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勺子,一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只盘,一只杯子,一把调羹、一只油罐和一只糖浆缸,还有一只上了日本油漆的灯”,仅此而已。

当然,你大可以不赞同并觉得“矫情”,但没关系,尽管去过你的生活吧,只要不是把所谓的“生活方式”当成生活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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