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孙琳琳       2019-11-15    第551期

尹吉男谈真迹 大藏家最后的归宿都是捐

“收藏要看机缘,不光是眼力问题。首先你得遇得到,还要买得起、留得住,最后还要出得去。满足这四点,那就是真正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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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尹吉男”,有一条关键词是“尹吉男好可怕”。这话也没错,尹吉男的确厉害到可怕。他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位既对当代艺术有独到见解又精通古代书画鉴定的艺术史专家。

尹吉男北大考古专业出身,25岁即当上丹东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随后又于中央美术学院攻读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专业,后随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学习。1985年、1988年,他两度与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启功、刘九庵、傅熹年等顶尖专家一同走南闯北,进行巡回鉴定。

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32年之后,2019年,尹吉男履新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院长、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南下继续培养美术史和艺术批评人才。

尹吉男不仅眼睛毒,还有专家学者中少有的好文笔和妙语连珠,因此也成为连接大众和艺术界的关键人物。他不仅策划过推出刘小东等实力艺术家的“新生代艺术展”,还出版过畅销书《独自叩门》《后娘主义》等。相比而言,对于老本行书画鉴定,尹吉男甚少对媒体发声,虽然他是顶级博物馆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必会请益的专家。本次采访,他与《新周刊》聊了聊书画鉴定与收藏那些事儿。话不多,信息量不小。有心人尽管取用。



鉴定 是个人直觉力的表达,并不是学术的表达



《新周刊》:你是怎样从考古专业进入书画鉴定领域的?

尹吉男:我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就想来美院读绘画史。绘画史基本上在宋元明清,这一部分并不是北大的优势。真正研究绘画史,中央美院是重镇。

后来我父亲生病,我回了老家,当了丹东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经常到省里开会,偶然认识了杨仁恺先生。那时候我25岁,杨老对我很感兴趣,他问我小时候画过画吗,我说画过,他说那你应该搞书画鉴定。我问怎么搞?他说,听说中央美术学院明年要招一个研究生,我们刚刚成立了一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你要能考上那儿,就让你进鉴定组,跟我们一块儿看画。他这么一说,我就很有动力,1984年就考上了。

考上以后,正好开第三届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杨老来了北京,他让我到西郊宾馆去看他,然后就拽着我见了谢稚柳、马承源、谢辰生等先生,后来我就跟他们看画了。那时候我是鉴定组里年龄最小的,助手的年纪都比我大。专家里年龄最小的是傅熹年先生,当时50多岁,其他人都70多岁了。

《新周刊》:1985年和1988年的两次全国巡回鉴定,你都全程参与了吗?

尹吉男:这两次我都参与了。但其他时间没有全部参与,因为后来我有课。我主要关注三个重要博物馆——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和沈阳故宫,因为溥仪的书画基本上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再就是收藏重镇上海。其他地方比如说湖北、四川也去过,但不是一直跟着。这样的话,基本上能把样本看全。主要的大画家的东西,早中晚期都能看。在上海看文徵明就看了一个星期,真假都有。

《新周刊》:鉴定组内部的意见好像也经常不一致?很多人回忆过,谢稚柳和徐邦达互怼了几十年。

尹吉男:对,谢稚柳先生看得宽一些,徐邦达先生看得严一些。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和方法都不一样,徐邦达是苏州出来的,父亲是资本家;谢稚柳来自常州谢氏,一个源远流长的文人世家。两人的关系很微妙,谢老即使没有鉴定家的身份,也足以立身,因为他是大画家,也是过去中央大学的教授。但是徐先生如果没有鉴定家身份会不一样,他是画家,但还不是大画家;他也是书法家,但不是大书法家。学者可能会对纯粹的鉴定家有一点轻视。

他们俩矛盾的焦点在于:故宫的画,基本上由徐先生掌眼,他买的、他收的。如果鉴定组去了后说这个假那个假,徐先生肯定不高兴,对不对?敢说假的,可能也就是谢先生了。到了上海以后,徐先生说这个假那个假,谢先生也不高兴了,所以俩人都互相煎熬过。

《新周刊》:当时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是印象特别深、特别喜欢的?

尹吉男:金陵画派的龚贤有几张画我很喜欢,一打开那真叫眼前一亮,我过去没看过这么大尺幅、这么好的精品。再比如说清初四僧之一的弘仁,有一些小画画得非常好,很精到。看到原作你会发自内心地喜欢,而不仅仅是挑挑拣拣鉴定真伪,那就变成一个技术活儿了。真的跟原作接触,感受到那个气息,你马上就会觉得它们跟精神有关。

《新周刊》: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拿出来,大家马上就会觉得这个一定是真的。那么是否有看错的情况呢?

尹吉男:对,一下子都会叫好那种。其实跟听京剧名角的戏是一样的,好就喊一声。为什么古人要在画的后边写题跋?那就是情不自禁地要表达个人意见。冤假错案肯定有,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正确。有一些画张冠李戴,比如说同名的人明代也有、清代也有,可能就弄混了。鉴定时间太短,当即就要做一个判断,真还是假,一打开就发表意见,太快了。鉴定其实就是个人直觉力的表达,并不是学术的表达。

《新周刊》:当时鉴定组出了一套《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怎么评价这套书?

尹吉男:这套书相当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铃木敬教授做的《中国绘画总合图录》,是可以查的工具书。主要是把一些鉴定组认为真的或倾向于真的作品拍了黑白图像,标出尺寸、名称、作者,并如实标出每一位鉴定家的真伪意见,因为意见不一致。但是后来因为矛盾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大写了,越到后来意见越少了。

《新周刊》:今天还有没有谁堪称“国眼”?

尹吉男:六大鉴定家还有一位健在,就是傅熹年先生。他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但他不会做商业的事情,他特别痛恨这个。



真迹 多数专家认为的真迹,并不一定就是真迹



《新周刊》:你曾说过要学会鉴定,一定要买东西,并且要上当。真是这样吗?

尹吉男:那当然。不买东西你是不会在乎的,不会调动全部神经。为什么一些古董商对鉴定反而很内行?因为他们不能犯错,一走眼损失就大了。他要各种察言观色,什么都去研究,巧妙借力。时间长了,慢慢也通过不同的人学到很多东西。

《新周刊》:你怎么看现在的书画复制技术?已经可以做到非常逼真的程度,利用扫描技术,就连霉点、瑕疵都能做得一模一样,一般人已经很难分辨了。

尹吉男:早期作品,唐代、宋代的材料还是不太容易复制。你要接触书画修复行当就会知道,很多人会攒纸,但是基本上是边角料,不可能有整批整批的老纸。想要一刀完整的清代宣纸,不是那么容易的。物质材料本身是有时间性的,现在做假,大部分都是晚清、民国的,造很多曾国藩、孙中山的假字,主要因为这个时期的材料比较多。

《新周刊》:真假到底该如何分辨、确定?

尹吉男:真,只是一个理想和信念。所谓真,就是我们目前倾向它是真;假,就是我们倾向它是假。但是绝对的真和绝对的假,没有人知道。比如说有一件作品,大家都说是唯一真迹,你怎么知道是唯一的呢?我们只能说这一张画大概不晚于什么时代。

鉴定与打官司是一模一样的结构。打官司并不是打出一个真理来,都是说倾向于有罪还是无罪,而不是真的有罪和假的有罪。这个律师说得有一点道理,陪审团就倾向于他,真假由多数人来决定。当然你也要提供有效证据,要迫使别人的证据无效。结果是程序的胜利,并不是真理的胜利。多数专家认为的真迹,并不一定就是真迹;我们现在认为的赝品,也不一定就是赝品。

《新周刊》:所以作品前面能有一个“传”字,已经很厉害了。

尹吉男:那当然。“传”意味着历代人都是这么讲的,一代传一代。能传下去,都说是真的,就是合法的。西方拍卖也是这样,与谁有关联、出自谁的工作室,都说得特别清楚;有人提出质疑,都能回应清楚,是某某风格的、某某画派的。

《新周刊》: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一定要定真假?

尹吉男:因为只有真迹才有唯一性、稀缺性,才有增值的价值基础。假的凭什么卖天价?那不可能。



收藏 有时是福,有时是祸,对于后人来讲基本上是祸



《新周刊》 :收藏是否一直以来都是私密的、门槛很高的活动?

尹吉男:对,画是卷起来的,不是一直挂在那儿的,所以叫藏品,要藏起来。倒卖的人只要有差价就买,买了以后赚差价,走量。收藏家要收好东西,到一定程度他就要出让了,买他认为更好的东西。收藏要看机缘,不光是眼力问题。首先你得遇得到,还要买得起、留得住,最后还要出得去。满足这四点,那就是真正的好东西。如果是唯一性的东西,留的时间越长,它就越增值。

《新周刊》: “留”这个动作很重要?

尹吉男:当然,很多人都留不住。本来可能翻十倍,他可能一倍还没翻呢,就出手了。这些人基本上不是收藏家,收藏家是符合刚刚我说的那四条的,都很有耐心。

《新周刊》:听说吴湖帆喜欢谁就把谁叫过来,把好东西拿给他看。

尹吉男:那是一个待遇。有时候他还拿几张假画给你看,你要看不出来真假,就不给你看别的画了;或者拿一张比较差的画,也是真的,但要是你看了以后叫好,就不再给你看别的了。

《新周刊》:为什么很多大收藏家都把藏品捐了出去?

尹吉男:从全球范围看,一件东西很难说一直在一个家族里放着。说不定哪一代哪个败家子就给卖掉了,或者几个子女为争一件藏品打得头破血流。收藏,有时是福,有时是祸,对于后人来讲基本上是祸。你的情感跟你花的精力和时间有关系,如果你的下一代没花这个精力和时间,他的热爱程度是不够的,因为他是继承的、白得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它捐出去,基本上就救了子女了,又有人给你妥善保管。大藏家最后的归宿都是捐。

《新周刊》:现在民间还有好东西吗?

尹吉男:应该是没有什么了。讲书画的话,清宫流出的那一批东西,是最后一次机会。那一批大部分都是有凭有据的,经过乾隆、嘉庆的收藏。北宋后期开始就是这样,好东西都在宋徽宗手里。皇家是权力最大、最有钱的收藏家,谁能比过它?还在社会上流动的,就是民间的,但是哪一天一进博物馆,基本就不再流动了。民间的数量只能是不断减少,不会增加。

《新周刊》 :潘家园这类古董市场已经很难淘到真东西了对吗?

尹吉男:淘的前提是,卖的人不太懂行,你才去淘。现在的民间收藏,大中小商家都有,没有哪里完全是不毛之地。景德镇每周都有鬼市,能碰到真东西,也有很多行家在那儿穿梭,就看买的人是什么水平了。



博物馆 五颗星为满,我觉得故宫差不多也是五颗星



《新周刊》:国家博物馆每天3万人的预约名额,天天约满,馆里什么时候都人满为患。博物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原因何在?

尹吉男: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国从文官士大夫时代过渡到平民时代,但核心还是政治。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从政治时代逐渐过渡到经济时代,差不多全民经商、全民下海。经历过经济时代以后,我认为中国进入了一个平民文化时代,人们开始关注跟文化有关的事情。再加上中国的公立博物馆、美术馆建设整体上了一个台阶,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三峡博物馆,等等,很多博物馆其实都挺厉害的。兴建私人美术馆也受到鼓励,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博物馆时代。

大的博物馆还是有很多比较成功的策展,并且通过公众号、微博等现代媒体手段,很快让消息扩散。国宝和稀世珍品,人们都想看看。那样的话,展览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公共事件。

《新周刊》:面对不断增长的观众数量,各大博物馆的展出力度好像还不够大。

尹吉男:故宫博物院在郑欣淼做院长的时候(2002—2012年),展了很多东西,比原来增加了好几倍,还出了七八本图录,那应该算是比较密集展出的一个阶段。总的来讲,现在故宫还是比原来展得多了,每年除了10月有一次晾画,其他季节都有大展,给我的印象是一年四季都在展。很多东西不能展是因为人手有限,藏品非常多,有的可能从来都没有打开过,也没有被整理过。他们要负责各种登记,陈列任务重,杂务也多。有志愿者去帮忙可能好多了,完全靠自己肯定够呛。

《新周刊》:就藏品而言,你认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以打几星?跟台北故宫相比如何?

尹吉男:五颗星为满,我觉得故宫差不多也是五颗星。有些人讲故宫的东西全部被带到台北了,那是不可能的。有一部分精品,是通过溥仪赐给溥杰或者偷盗的方式慢慢从宫里移出去的。这些量很大,变成现在全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东西,也成了辽宁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这几大博物馆收藏的主干。

台北宋元的东西相对多一些,但是明清的东西后续没有再收藏。明清的东西,大量都在民间,后来大量流入故宫、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这些大馆。大陆博物馆的文物一直在补充,有捐赠,也有文物商店收购后拨到博物馆的,后续资源比较多。

《新周刊》:你怎么看寻宝、鉴宝类电视节目以及这类节目中的博物馆专家?

尹吉男:大多数节目跟古董有关,核心还是经济,关注的是真伪、多少钱、能不能买。按道理讲,真正的专家一般不太愿意上电视,因为都不拒绝的话,鉴定工作会多到根本就没法应付,基本上要把自己累死。电视上的博物馆专家可能是书画专家、陶瓷专家等,但研究专家和鉴定专家是不一样的。我把五张画研究得非常透,就会变成这五张画的专家。但如果是鉴定家,只看五张画怎么能鉴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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