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冯嘉安       2019-11-15    第551期

新兴木刻运动88年 他们找到了最适合现代中国的艺术

“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木刻“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鲁迅

艺术 版画 0 0

摄影师沙飞拍下了鲁迅生前最后一张照片:1936年10月8日,在八仙桥青年会抱病观看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之后,鲁迅与四位青年木刻艺术家黄新波、曹白、陈烟桥和白危合影。

鲁迅与木刻有着不解之缘。1931年8月17日,他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会”,邀请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向年轻的中国木刻家讲授技法,参加的学员有江丰等13人。这次讲习会被誉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开端”。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版画充当了变革时代的有力武器,产生了与欧洲文艺复兴版画和中国明清版画截然不同的现代性。鲁迅在《新俄画选》中提到的“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最能概括当时版画风行的原因。



三个展览:20世纪中国美术的创新火花

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的青年木刻家们多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留下的木刻作品至今还在各地展出。

2019年10月,“古元画展:纪念古元诞辰百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展览借用俭朴的“阅报栏”形式,用小磁铁钉模仿延安时期的酸枣枝刺钉画,展出古元的版画、素描、水彩作品共计243件/组;此外还有家属珍藏的文献与历史照片,为观众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古元。展览标题直接使用了古元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展览时亲手书写的“古元画展”四个字。

1977年,艺术家徐冰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他学习古元,尝试将记忆中打动他的细碎情境用木刻呈现出来,并得到古元的肯定。他很快发现自己寻求的东西总也抓不住,这时才感觉到古元的不得了。徐冰说:“古元的木刻是没法学的,因为它不是‘技法的’,而是‘感觉的’。”

同样在近期,“白咬着黑——新兴木刻运动中的‘现代版画会’馆藏作品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展览展出1934年成立的“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成员的作品,包括李桦、赖少其、张世光、刘与宪、张影和胡其藻等。

在这个展览中,“白”代表现代主义艺术,“黑”代表木刻青年当年面临的社会现实。策展人何小特说:“我们决定将展览分为两个‘复调’单元:‘抢占现代艺术的桥头堡’和‘走上现实主义的十字街头’。因为我们知道,木刻是中国现代艺术转型的一个重要艺术媒介。”

与此同时,“星火燎原——抗战时期木刻创作展”也在位于广州市沿江路的永安堂广州美术学院抗战木刻陈列馆展出,并将持续至年底。通过这场展览,可以更全面地看到抗战期间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面貌,其内容包括鲁迅与新兴木刻的缘起、国统区与解放区木刻运动的比较、新兴木刻与广东,等等。此外,展览还梳理了抗战木刻大事记,细读此展览,无异于温习了一遍《中国现代版画史》的重要章节。

新兴木刻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感染力,又显露了现代性。这场运动的兴起与当时世界上正流行的现代主义艺术显然有密切关系。

不难看出,木刻作品中有意无意透露出立体派、野兽派和超现实主义风格,木刻家们也试图增加现实主义以及中国化元素。今天看来,这是20世纪中国美术中难能可贵的创新火花。



德国缪斯:珂勒惠支与《牺牲》

谈到鲁迅和新兴木刻,必会谈到他最为推崇的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

1931年9月20日出版的《北斗》创刊号上,刊登了珂勒惠支木刻组画《战争》的第一幅《牺牲》。作为第一幅被介绍到中国的珂勒惠支版画,它是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柔石等特意选刊的。

虽然珂勒惠支在欧洲名气很大,但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人对她还不熟悉。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自费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精选珂勒惠支作品21幅,由三闲书屋印制,一共印了103本,每一本都有编号。鲁迅将第95号本送给了毛泽东。

鲁迅曾写道:“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谁一听到凯绥·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见这艺术。这艺术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

在鲁迅的引介下,上世纪30年代一批活跃的青年木刻家开始受到珂勒惠支风格的影响。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认为:“从珂勒惠支在中国现代美术中的传播与接受史来看,除了被人们不断重复的鲁迅对其木刻艺术的由衷赞赏与大力推荐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许多艺术家心灵中以及在不同的历史与政治语境中的珂勒惠支的意义与作用。著名版画家黄新波于1947年在香港创作的《控诉》直接取材于同年春天发生在香港的‘四学童事件’,在思想上和艺术表现上都深受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的影响。”



“在人间”:历史现场的实录与控诉

1946年,符罗飞、张光宇、黄新波、梁永泰、陆地、黄茅、陆无涯、廖冰兄等画家从内地抵达香港。黄新波建议取高尔基小说《在人间》之名,组“人间画会”,符罗飞任会长、黄新波任秘书。

黄新波是“人间画会”的核心成员,也是内地与香港文化联系的核心人物之一。1946年,他在香港任《华商报》记者,当年下半年,除了“人间画会”,他与一些进步人士联合成立了“人间书屋”。最高峰时曾聚集了六十多位画家、作家与诗人,在当时掀起了香港文化生活前所未见的高潮。1949年下半年开始,大部分成员陆续返回内地投入新生活,并成为日后中国文化艺术界的精英。“人间画会”最重要的一幅集体创作,是1949年广州解放时悬挂在爱群大厦的巨幅毛泽东像。这幅作品是广州解放这一历史事件的视觉见证。

2016年9月,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曾举办“理想与诗情——黄新波百年艺术纪念展”;次年7月,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心曲人间——黄新波艺术研究展”。接连展出,皆因黄新波在新兴木刻运动史中的地位。

在“心曲人间——黄新波艺术研究展”中,“心曲”对应黄新波抗战后期蛰居于离桂林不远的鹰山时所创作的一批极具抒情性和寓意的组画。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借助自然环境烘托情感,直面战时困苦的现实生活,又具有内省和浪漫的文学性表达。“人间”则源自他在香港时期参与成立的“人间画会”与“人间书屋”。以之作为标题,一方面是试图体现这些特殊经历对于黄新波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取更广泛的含义,以表达他的作品与人间苦难、奋斗与希望的关联,以及他诗意化地书写心中之曲的语言特征。

在台湾,应该被记住的木刻家是黄荣灿。黄荣灿笔名力军、黄原、黄牛等,1920年生于重庆。他曾以版画《恐怖的检查》对台湾“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表示同情,1951年白色恐怖时期因组织版画社团并宣传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被台湾当局冠以“从事反动宣传”罪名而逮捕,并以叛乱罪秘密处决,年仅32岁。近年来,黄荣灿获得了平反,纪念他生平的纪录片《黄荣灿的悲情城市》2012年在台北公映。2013年起,黄荣灿的遗作在台湾展出。

李公明说:“《恐怖的检查》之所以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因为它几乎是在历史的现场所作的实录与控诉,因而尤其珍贵。黄荣灿的创作是对台湾人的痛苦与反抗的情绪感同身受。今天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的展厅里,这幅作品仍然是最有震撼力和象征性的视觉符号。”





版画四种



凸版版画  可用的版材有木版、砖版、麻胶版、石膏版、塑料版、纸版等,以木版最为普遍。在版面上画上画稿,刻去无用部分,留下凸起的图像;然后敷以油墨、水墨或颜料,反印在纸上。



凹版版画  最理想的版材是铜版,此外还有锌版、铅版、铁版等。先在金属版面上涂防腐剂,然后用钢针作画。作画完毕,再以酸性溶液加以腐蚀,针刻过的地方因腐蚀而凹陷;再将油墨填满所有凹线,拭净版面,而后压印,图像便反印在纸上。



平版版画  版材是一种专供石印的石灰石,质地松软,石纹很细,上有无数毛孔,具有吸水性能。先用油质蜡笔在磨平的石版上作画,再经过一次轻腐蚀,使画牢固附着在石版上。印时,先让版面吸收适量的水分。蜡笔组成的画线排水,被水浸湿的地方则排油,滚油墨后,再经机器压印,便可将画反印在纸上。



孔版版画  先将尼龙网纱绷在木框上,另在特制薄膜上刻出图画,再将薄膜粘贴在网纱上。薄膜上刻出的画是透空的,印时颜料便可透过网目,漏印于垫衬在下面的纸张上。和前三类版画不同,它的图像是正面印出,可以印在纸上,也可印在纺织品、陶瓷、玻璃、塑料、金属和皮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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