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Féroiterdeaux       2019-11-15    第551期

李怀瑜 我们都可以离真相近一点

小说《生命暗章》让李怀瑜完成了对自己被施暴过程的还原,也为这个社会剥开了两性关系里的暴力因素。

生命暗章 0 0

横在李怀瑜面前的是一条被劈开的深谷。

“她就站在对岸,对即将到来的事件浑然未觉。她是一个遥远的颗粒,似乎就要离开我的视线。”

这是她和曾经的自己的一次对话。2008年,时年29岁的美籍华人李怀瑜前往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郊的科林格伦森林公园漫步时,遭到了一名15岁少年的攻击与强暴。事后她选择报警,攻击她的歹徒康诺斯此后被判8年有期徒刑。

“我在事后不停地思考两个问题。第一,这名15岁男孩到底在想什么,竟然对陌生人犯下如此罪行?第二,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会对我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在接受《爱尔兰新闻报》采访时,李怀瑜这样说。  

为此她做了两件事。一是写了一本名叫《生命暗章》的小说。书中两个主人公——受害人薇薇安和强奸犯钱宁依次登场,以各自视角叙述被侵犯和施暴的经历,同时也将性侵、少年犯罪、种族矛盾、阶层困境等社会议题嵌入微观叙事中。李怀瑜在还原自己的亲身经历的同时,也对两性关系中的暴力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究。 

二是和曾经的自己来了一次对话,并把这种隔空对话写进了书的序言里。“她不知道后面有人跟踪,一心想着前方的步道,而非她无法预见的事。现在我站在深谷的这一端,迫切地想警告以前的自己:‘有人在跟踪你,有人在灌木林间潜行,他尾随着你……’”

《生命暗章》获得了《卫报》2017年的“非布克奖”,英国作家茱莉·宾德尔称这本书“揭露了男性暴力是多么残暴和具有破坏性”。这本书的台版封面上,一双被荆棘和藤蔓交织覆盖的手相互紧握,有人这样解读:拨开藤蔓荆棘,翻过生命暗章,唯有我们能引领自己绽放的绝地之花。

“在遭受性侵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自己的安全,告诉你自己那次侵害已经结束了,你真的活下来了。告诉警察或者你信任的人,是走向刑事司法的第一步,但这也是令人痛心的过程,因为通常需要在被性侵后的有限时间内提供证据。但你自己的安全、健康和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李怀瑜说。

在对女性身份困境表示感同身受的同时,她对传统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进行了反思。

“你为什么要脱掉鞋袜、裸露双脚?我有权利怀疑你是在引诱我的当事人,让他想入非非。”

“你为什么不反抗?我的意思是,你很享受其中,因为这根本就是你主动引发的。”

“你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年轻女性,为什么要独自旅行?尤其还要走幽静的小道?这根本就是你蓄意为之!”

当这些理由成为男性对女性施暴的理由时,一切邪念便成了罪恶的渊薮。

“我希望有一天受害者能以更公开的方式谈论自己的经历,不必因此感到羞耻或遭受批判。我想创造一个世界,在那里,所有的性侵幸存者可以不受侮辱和评判地讲述真相。”

她不得不面对那个隔开过去和现在的深谷。

“那个过去是我们的过去,所以我困在深谷这一端。要是我能够将事件冻结在此处——就在那最后时刻,停留在阳光普照的牧草地及直坠的深谷之间——那一切都能安然无恙。”

台湾媒体在访问完李怀瑜后,打出的标题是“黑夜骤然降临,她努力召唤星星”。

召唤星星的李怀瑜说:“或许你可以先从阅读这个故事——我的故事——开始。但是,这也只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





李怀瑜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

人们会把犯罪者当人看



《新周刊》:动笔写这本还原自己亲身经历的书之前,你考虑了多久?

李怀瑜:《生命暗章》的序言是在2008年我遭到强奸后的几周内写的,写的过程中,我想到可以采用受害者和行凶者相互交织的视角。但具体把这本书写出来,还要等上好几年。 

《新周刊》:为什么写成小说?

李怀瑜:我做过电影制片,后来改行写作。我觉得写作和影视叙事必须保持象征性的关系,因为读者、观众与影视作品关系密切。现在的读者不像过往的人们那么有耐性,他们习惯以视觉想象画面;而写作小说时,作者有机会深入探索角色的内心思想,这是电影做不到的。

一直以来,写作都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特殊方式——我从6岁就开始写作。所以当我亲历了强奸这样重大的事情后,我是不可能不动笔的。但如果想从不同角度写一本关于自己创伤的小说,这需要大量的技巧和研究。

我最开始考虑的是如何从创伤中恢复,首先需要重建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直到2013年秋天才开始认真地写这本小说,尽管我的经历发生在5年前,也就是2008年的春天。

 《新周刊》:现在新生活重建了吗?

李怀瑜:那次经历虽然已过去11年,但它至今依然影响我的生活。我的日常生活和职业内容已经被那次意外改变——现在我通过写作和参加一些活动,帮助别人理解和开解性侵犯的相关问题。如果我没被强奸,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新周刊》:写作过程对你来说痛苦吗?

李怀瑜:有时会很痛。但我是一个写作者,小说对我来说是最自然的表达媒介,它允许我通过文字和想象,把行凶者作为一个主角,面对我的创伤,来一次最彻底、最具创造性的探索。我见过有人在戏剧、绘画、雕塑、音乐甚至单口喜剧中讲述自己被强奸的经历,我很佩服他们。

《新周刊》:强奸了薇薇安的钱宁,是你这本书的另一个主角。为什么会选择以钱宁的视角写作?

李怀瑜:如果不用钱宁的视角去写,那《生命暗章》将是一本完全不同的书。对我个人而言,不那样写的话,这本书会变得更无趣。

钱宁也是人,他也有喜怒哀乐。通过以一种感同身受的方式写钱宁,我想突破的是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幸存者所能思考和感受的极限。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会把犯罪者当人看,他们的成长经历、个性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导致了性暴力的犯罪行为,但他们不是天生的“怪物”。

《新周刊》: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里传递的也是这种观念:无差别杀人案的加害者当然罪不可赦,但如果不把他们当人看,不探究他们的杀人动机与整个社会环境和机制的漏洞、弊端之间的联系,未来悲剧还会重演。

李怀瑜:对。家庭教育、每个人的童年经历,所有这些都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待生活和生命的态度。如果不愿意甚至拒绝了解导致犯罪者施暴行为的种种潜在因素,那我们也就永远无法阻止这种可能在未来再次发生的犯罪。

我想让读者理解,钱宁为什么会那么做。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生活在充斥着家庭暴力的环境中,他也在那些厌恶和歧视女性的价值观和暴力行为中被潜移默化地影响、同化。在贫困线的边缘成长,他始终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漠不关心,这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既然世界不关心我,那我自然不会去关心别人,以及考虑我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新周刊》:但多数受害者不会像你一样站出来。

李怀瑜:作为强奸的受害者,很多人的第一感受是羞耻,我觉得这太糟糕了,因为性侵犯发生的唯一原因是犯罪者决定这样做,而不是因为受害者做了什么,所以唯一应该感到羞耻的人应该是犯罪者。 

我现在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试图消除受害者自身可能感到的羞耻感。所以不论在电视上、舞台上还是接受媒体采访,对曾经的遭遇我都不避讳。

《新周刊》: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去年曾公开反对“Me Too”运动,认为一些象征性自由和求欢行为的调情被女权主义者刻意解读。你怎么看?

李怀瑜:调情和不尊重性同意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双方都喜欢性暗示并参与其中,那么这就是调情。但如果它是不必要的、没有达成共识的,那就是骚扰了。这个问题到今天依然存在,所以男人们需要更敏感且细心地思考,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受到欢迎。

《新周刊》:你在书中提到,官方帮助性侵受害者的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你认为救助性侵受害者的完善体制应该是怎样的?

李怀瑜:让公众了解刑事司法程序对强奸受害者带来的伤害,这非常重要,我想在书里专门通过这一章来解释这件事。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受害者不需要在法庭上面对罪犯;在受害者经历刑事司法程序时,他们可以获得司法支持,质证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坦诚相对,加害者也是人,受害者则没必要自带羞愧。我希望通过《生命暗章》这本书,改变我们这个社会对待强奸与性侵犯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离真相更近点。         (采访/Féroiterde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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