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程新皓   郑梓煜    2019-11-01    第550期

莽 人

“那里有很多东西吸引我,那些与我们的日常有关但又如此陌异的东西。你看莽人在国境上的穿行,看他们在森林里的丰富知识,包括对树木的、对猎物的、对地形的……简直妙不可言。”

影像志 0 0

2019年6月,摄影师程新皓在深圳举办了最新个人展览“愚人金”,作为他进行了5年的“莽人”项目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莽人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和越南边界的跨境族群,人数极少,在中国约有800人,在越南约有4000人。中越国境线被确立之前,他们就已经以一种典型的东南亚北部山民的状态生活在这片山地,不断迁徙、游耕、烧荒和打猎。山地正中间的高山后来成为国境线,这让他们从一个族群变成了两个国家的公民。过去一百多年间,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不断受到这条在各种意义上变动不居的边界的影响,同时又被两个国家对边疆的治理所形塑。而在最近十几年,他们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甚至有人离开本地,成为沿海制造业城市的流水线工人。

“莽人”是程新皓2013年开始进行的一个田野调查项目。他偶然去到那里,之后发现那个地方跟他关注的东西很接近,即某种极端情况下的现代化问题。于是,他开启了这个长期研究项目。

2017年,程新皓凭《莽》获得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以下简称“侯奖”)。那时,他基本完成该项目的“狩猎:一种当代知识的制造”部分,正在做关于国境线和空间生产的部分。

2019年,“侯奖”迎来了第七届评选。“侯奖”组委会——深圳市越众历史影像馆——推出历届“侯奖”获奖者系列回访。本文是第七届“侯奖”学术委员会成员郑梓煜对程新皓的回访。





Q&A



Q:摄影这个媒介隐藏着很多分岔的路径,绝大多数人一开始进入,总是要走点弯路摸索一阵才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而你展示出来的作品,好像一开始就很成熟,我们看不到你摄影上的“稚拙期”。

A:其实是有的。我拍过一组叫《小村档案》的照片,但没有把它放到网站的作品序列中。在那个项目里,我关注的也是乡村城市化问题,是用图片故事的形式来表达的。我发现,图片故事的叙事逻辑和纪录片其实是一样的,它做到极致,就是弱化、轻量化版本的纪录片。既然如此,我为何不直接拍纪录片而执着于摄影这种媒介呢?所以我搁置了《小村档案》这组作品。如何构筑一种静态图片的叙事,成了我在之后的作品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Q:那你如何看待侯登科这一代人的摄影实践?

A:对侯登科老师的真诚和较真我很佩服,我觉得这是讨论艺术的基本前提。这种真诚和较真似乎在哪个年代都是稀缺的,这就让侯登科的实践更加可贵。



Q:侯登科可贵的一点是他对摄影介入现实的有效性反思。我从你的作品阐释和访谈中,也看到了类似的反思。这并不容易。人有惯性,尤其当一个很有效的系统被建立起来,反思意味着要拆穿它。比如你多次提到对知识和话语的警惕,你是否会思考艺术创作里直觉和理性、感受和知识之间的撕扯?

A:知识和感受在我看来是一体两面的,感性伴随着特定的知识背景,新的感性则使得新的话语和知识成为可能。而感性又存在于身体和世界之间,所以似乎这是话语/知识/系统—身体—世界/地方/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说“理性”,但并不存在一个无身体的理性;而说“直觉”时,也不存在一个不经语言和知识结构的世界。

在起初的几个项目中,我更多地是想看看在不同的知识和系统中能提取出什么样的感性。作为作者的我是被排除在作品之外的:怎么回避那种“有情绪”的画面,怎么把作者的视角抽离(实际上也是一种视角),分析知识和现实之中潜藏的逻辑以及由此而来的感知。但后来我发现,这让我很压抑,因为憋了太多东西没说出来。于是有了去年开始在视频中的一系列转向,我把自己的身体丢进作品中,让自己成为知识和世界之间的中介,看看会发生什么。



Q:整个脉络梳理下来,我发现你一路在“去摄影”。

A:感觉是一路在“去系统”,不管是摄影还是其他,甚至是现成的艺术本身。



Q:创作的时候,潜在的观者对你会有影响吗?你会不会设法让作品更易于进入、解读?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愚人金”的阐释时,感觉是一个化学知识在“碾压”我。当然了解之后觉得蛮妙的,可是传播上可能是一种削弱。

A:好像这是我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似乎不太考虑观众,让目标观众群变窄。但回过来说,我觉得好的艺术首先是绝对意义上不可理解的东西,而艺术家所做的,只是让这种不可理解的东西在观众那里变得不可忽略。无法理解又无法被忽略,这才可能打破那些既有的光滑平面,穿过观看者的身体,真正作用于那些让身体和自我如其所是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的艺术家和作品有类似的特质:无意义而极具强度。比如赫尔佐格的《陆上行舟》里,将300吨重的轮船拉过山头。《徒手攀岩》我也喜欢,但我喜欢的是事件本身,导演的叙事方式我却不喜欢。在我看来,试图在无保护状态下攀爬酋长岩这件事本来就是绝对不可被理解也不可能被无视的,而哪怕主人公自己的说辞,都只是一种合理化后的东西——这个行为已经足够摧毁我们的庸常,导演却一再想从中制造合理性,这就变得很讨厌了。



Q:“设身处地”地进入另一种文化,其实近乎不可能,只能尽量接近。你似乎一直在明知故问地往这个方向走,比如莽人。

A:所以一泡泡了6年,也许还要更长时间。那里有很多东西吸引我,那些与我们的日常有关但又如此陌异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以这些地域性、中心性、集合性的概念作为谈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呢?你看莽人在国境上的穿行,看他们在森林里的丰富知识,包括对树木的、对猎物的、对地形的……简直妙不可言。



Q:你的下一个作品会是什么?

A:今年剩下的时间我都打算放在滇越铁路上,这也是一系列录像(现在确定的有三个,拍好的有一个)。滇越铁路将会是一系列关于路的作品的开始。



Q:依旧跟边境、迁徙、认同之类的相关吗?

A:和云南的形成有关。滇越铁路是云南第一条现代意义上的道路(之前是马帮),它是法国人1908年建成的。如果我要讨论云南的现代化,那这条铁路从任何意义上都绕不开,而且它已经是一种变为传统的现代化,算是某种必不可少的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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