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宋爽       2019-11-01    第550期

美国新锐小说家杰西·鲍尔 教授撒谎、做白日梦以及走路

杰西·鲍尔被称作“当代美国作家中最接近卡尔维诺的那一位”,然而他大部分时间并非用来写作,而是“胡思乱想、阅读、走路和烹饪,尝试着做一个基本款人类”。

文化 作家 采访 0 0

美国作家杰西·鲍尔在个人网站上如此自我介绍:杰西·鲍尔,1978年生于纽约,说谎者、荒诞派。

在这个网站上,鲍尔列出了自己1999年到2016年的作品清单,其中有17部作品并未发表。他的个人网站——确切说来是个人网页——极具北欧简约风:只有一页,白底黑字,没有链接,囊括了他的一切,保证你无法从中知道更多。

鲍尔本人的风格和他的实验性文学如出一辙:左臂上文着密密麻麻的蜜蜂,看上去会让人犯密集恐惧症;他接受采访时也自有一套——有一些问题他视而不见,另一些娓娓道来,其余的回答则让人犹如置身于浓雾之中,两眼一抹黑。

迄今为止,鲍尔在美国年轻作家中算得上功成名就。2008年,《早逝的吕贝克、布伦南、哈普和卡尔》(The Early Deaths of Lubeck, Brennan, Harp & Carr)为他赢得了《巴黎评论》杂志颁发的普林顿奖(Plimpton Prize),由此确立他“美国新锐小说领军人物”的地位;此外,他也被誉为“当代美国作家中最接近卡尔维诺的那一位”。鲍尔对此很满意:“我很愿意这么想,我一直很仰慕他。”

尽管如此,鲍尔的小说似乎并未在中国掀起多大波澜,他在中国出版的《自杀式疗愈》《回不去的旅人》以及《为何,以及如何谋划一场火灾》在豆瓣上获得了从7.9分到8.4分不等的高评分,却只有194人参与了评价。

但这跟他无关。鲍尔明确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另一件事更重要,因为没有哪件事是重要的。

在搜索引擎上搜索鲍尔,会有相当一部分报道和撒谎有关,这是因为他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专门开设了一门课程,教授撒谎、做白日梦以及走路。鲍尔似乎对谎言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这倒也符合一个小说家的本质。高中时期,他在笔记本上用一百页记录了撒谎的规则。“整整一百页啊!”他感叹不已。

他认为,人类的言论本质上就是流言蜚语。“重点在于培养笃信这些言论的信众,而不是言论的内容。人太容易被说服了,不是站这个立场就是站那个,之后马上认定其他立场都是错误的。一段言论的核心不在于是否真实,也就没必要因为说谎来进行道德说教。对一个骗子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那种识破了谎言却不说破的人,因为骗子摸不准是哪句露了马脚。” 

大多数时候,作家鲍尔并不写作,这得益于他在咖啡馆一周写一本书的惊人速度,让他有大把时间可供浪费。“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胡思乱想、阅读、走路和烹饪,尝试着做一个基本款人类。”



“你可以用任何一句话开始一部伟大的小说”

鲍尔说过世上没有重要的事,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些人讨厌猫。我却不。”——这是《为何,以及如何谋划一场火灾》的开场白。

昆汀·塔伦蒂诺热衷于以喋喋不休的废话作为开场白,鲍尔也一样。有人在闲聊时会突然说起一件和之前对话毫无关系的事,鲍尔的故事则永远在破折号之后开始。

“对小说而言,第一句话永远没错,你可以用任何一句话开始一部伟大的小说,”在他看来,“没有错误的开头。”这和网上流传的那些宏大而深刻的名著开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鲍尔不想提前设定宏大的主题,事实上,他从不在叙述上追求深意,而是用凌乱、重复和琐碎来挑战文字的表达边界。

鲍尔对他的作品开场白做了如下解释:“人类的生活充满了无关紧要的事,从本质上来说,人类毕生寻找的无非是食物、水、庇护所以及性爱。因为我们是有机体,是生物,这就导致我们非常善于发现食物、水和避难所。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否则我们就生不出来。”

鲍尔的写作方式很特别,他用一种接近于“自动写作”的方式工作,“就像有人对你耳边说话,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写出来”。

鲍尔认为这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人人都具备的。“我认为重要的是有耐心,要赋予世界万物意义。当你写作的时候,它们会一一出现,并将自己明白无误地交付给你。” 

把脑中的声音忠实地记录下来,作品就完成了。鲍尔讨厌编辑、修改,即使是不怎么准确的地方也懒得再改动,在他的世界里“完全不正确”等于完全没问题。

“我喜欢的写作方式就是一气呵成,这样的写法才能让你的作品看上去简单易懂,没有弯弯绕绕。这里有一条路,我跟着走就行了,一旦完成,它就是一个整体,所以当读者看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循着这条路往下走。”

多产的鲍尔不认为自己在写作上有演员般的表演欲,他写出所思所想,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书成为学习、研究的对象,他表示,“写作是学习的过程”。

鲍尔的作品风格迥异,有的书像诗集,充满了短句和两三行的段落;另一些则大书特书,跨页的段落比比皆是。“每本书的写作风格必须符合讲述者的风格,每本书都在自己找出路(但永远不应该找到)。”



“不要担忧那些等待着我们的坏事,而是着眼于好事”

和不少作家不同,鲍尔全然不拿地理因素当回事,尽管他曾经在以往的采访中表示这是小说的重要元素之一,但如今他改变了想法。“书根本不在任何地方发生,书就是书。一个作家至少要意识到书中的地点不会也不可能存在,否则这本书就成了笑话,并且永远是个笑话。当然,要是作家连这都不知道就更可笑了。” 

鲍尔的这段言辞堪称ambiguous(含混不清)——这是他继“荒谬”以外颇为热衷的又一个词语。我们只能妄自揣测他的意图,比如小说仅仅是虚构的产物,人物如此,地点更无从谈起,发生在南极洲的事情和发生在芝加哥的别无二致,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爱与死”,鲍尔表示,从始至终他写的就是这两件事。这么老套的答案从他嘴里说出来让人惊讶,也从侧面佐证了他的说法,那就是地理和其他元素都不重要,至少在他这里,故事发生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都差不多,因为他谈论的仅仅是爱与死,人的欲望以及欲望的终结。

在鲍尔眼里,过去两百年间最棒的作家是惠特曼、里尔克和卡夫卡,最棒的作品依次是他们的《草叶集》《杜伊诺哀歌》与《城堡》;同时,差作家比比皆是,“朝任何一个方向扔块石头就能砸中一个”(鲍尔)。

今天,鲍尔被看作新锐作家,这和上世纪的加缪、卡夫卡、贝克特没什么区别,文学发展到今天,仍然免不了条条框框以及时代思潮带来的审美局限。如果鲍尔生活在16世纪,同时代的还是莎士比亚、蒙田这样的巨匠,那么几乎可以断定,鲍尔的写作风格很难让他获得今天的名望。

当然,文学本身和文学成就是两回事,鲍尔对此的态度充满了佛教徒的禅思:“文学与时代无关,和什么都无关。文学无足轻重,就跟艺术、政治、人类都无足轻重一样。没有哪件事比另外一件事更重要,整个人类以及他们为之殚精竭虑的、充满仇恨的事业并不比一只甲虫的生命和死亡更重要。”

与之类似的“鲍尔式观点”还有:作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身份,写作也不是,因为人生没有一件事堪称严肃。“世界荒诞而离奇,我们在一片混沌中诞生,又在一个可悲的房间里孤独离世。作为一个人所要面对的就是:不要担忧那些等待着我们的坏事,而是着眼于好事——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



“我可能比大多数人更喜欢孤独”

鲍尔的一天必须在一片寂静中开始,比如整个上午要保持缄默。

“我有个规矩,就是早上不说话。所以即使我和伴侣共处一室,哪怕是在台阶上擦肩而过,或者同时出现在厨房,彼此也不交谈,直到午餐时间。这给了我一整个早上的时间胡思乱想。”

接连几小时,鲍尔都坐着不动,盯着墙发呆。他经常这么干,这让他心满意足;他喜欢走路,热衷烹饪,“因为我是个素食主义者”,他如此强调——虽然没人知道素食主义和烹饪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此外,鲍尔沉迷于游戏,还要把大量时间留给他的狗——一只叫做“鹅”的狗。

看得出,鲍尔喜欢做的大部分事情都可以独自完成,包括写作——它们不需要人类间的协作。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自己“可能比大多数人更喜欢孤独”。鲍尔经常提及“孤独”这个词,但他表示自己脑中的世界是热闹而温暖的。 

可以想见,从孩童时期开始,鲍尔就不属于交际花类型,他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排挤。“老师对我没多大信心。”鲍尔表示。另一方面,他却经常因为展现出过人的天赋被选拔进尖子班,不久又因为格格不入调换到特殊教育班,就这样来回切换。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这样的经历得以让我接触到其他事物。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独处的孩子,现在是一个喜欢独处的大人,要感谢我有这方面的天赋,至少能够做到轻松自处。”



“人们喜欢把过去几个世纪发生的灾难大书特书,以突显现在的岁月静好”

叛逆向来是某种文学传统,对现实的质疑让文学家获得了超越性的洞见,而后用文字直击人性深处。对鲍尔而言,他的离经叛道除了体现在实验性的文体上,更多的则是他常常表现得像一个深思熟虑的旁观者。

鲍尔曾经在采访中表示,自己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理想,但他希望“所有人都能质疑一切,提出更多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来自父母。鲍尔出生前3年,持续了20年的越战刚刚结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越战失败的阴云仍未散去,美国人对此沮丧不已,不论里根怎么说都无法抚慰民心。我的父母在反战运动中相识,父亲是反战斗士,还因为抗议活动坐牢,他是个无神论者,唯一的信仰就是人类的美德,而不是政治宣传那一套。这就是我的成长环境。”

2007年,鲍尔从纽约搬到芝加哥,这座湖区工业城市被他形容为“一个饥肠辘辘的食肉者”。“纽约有时候不像美国,洛杉矶也是,但芝加哥是一座美国式大都会。芝加哥很复杂,沿湖一带、Loop区以及东北边繁荣发达,南部和西部则穷困潦倒。在我看来那些所谓富人区根本没有生活可言,一片死气沉沉;而在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人社区,生活却仍在继续,所以你不能凭表面上的东西下判断,”他话锋一转,又回到了政治,“不得不提的是,芝加哥年复一年地将一部分非裔美国人送进监狱,我们不应该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他在2016年出版的小说《潜水者游戏》(The Divers'  Game)里探讨了当代政治气候的议题,认为人们喜欢把过去几个世纪发生的灾难大书特书,以突显现在的岁月静好,似乎一切都蒙上了玫瑰般的色彩。“但我们其实没有比过去做得更好,情况仍然很糟糕。”



0个人收藏
广告
新周爆款
HOT NEWS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