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陈树       2019-10-15    第549期

从慢活到极简 “我的家空无一物”

从less is more、断舍离、极简理财、无印良品、近藤麻理惠到“我的家空无一物”,极简主义已经发展并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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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空无一物”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新选择。但这种“空无一物”的简单,其实是在挑战我们的感官敏锐度:你是否能享受日常又细微的事物,同时物欲降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逐渐回归基本——听起来了无生趣,然而乐趣无穷。

“极简主义”是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它大约从2009年开始兴起,起初只是一小撮环球旅行者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减少生活必需品的数量、降低对物件的依恋,从而把节约出来的精力用在他们最在意的探索与学习上。例如安德鲁·海德(Andrew Hyde),背着15件物品居游了88个国家;只拥有52件物品的科林·莱特(Colin Wright),分别两次踏足60多个国家以及美国48个州。

如今,“极简”这个词已经发展并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穿着、断舍离、极简理财、无印良品、近藤麻理惠、less is more……它一方面似乎与消费主义抗衡,另一方面裂变出特有的消费观、生活方式、设计美学、商业模式,甚至包括物品被制造出来的方式。



简单很灿烂,没有单一方案,共同点是把时间花在真正在乎的事情上

马特·达韦拉(Matt D' Avella),美国博主及电影制作者,拍了一部探讨发生在美国的极简生活方式的纪录片《极简主义到底是怎样的》(What Minimalism Really Looks Like)。片中,极简主义先锋乔舒亚·菲尔茨·米尔本(Joshua Fields Millburn)分享了他对极简主义的看法,他觉得这个词有时很吓人,让人不敢作出改变。“假如它听上去太极端,你可以不使用它,找到那个属于你的关键词,实用主义、功能主义,无论叫哪种主义,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才是极简的核心。”他认为极简主义其实是一件工具,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延展它的使用方式。

乔舒亚经历过贫困的童年,也收获过成功的事业,然而可观的收入除了使他挥金如土,并不能给他带来心灵上的满足。他在一个月内连续遭遇母亲病故、离婚,整理母亲堆积如山的遗物让他突然意识到,这些囤积的物件不再重要,记忆才是真正让他丰盈的东西。于是他一点点地处理家里的物件,捐、送、卖,通过各种方式,在30岁那年把生活归零。

日本在简单生活领域极具代表性。很多人对山下英子的“断舍离”、近藤麻理惠的“怦然心动整理法”不陌生。近藤麻理惠今年年初与美国奈飞(Netflix)合作了真人秀,通过整理与收纳帮助各式家庭,只留下真正心动的物件,以改善居家环境。但近藤麻理惠自己的家却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极简风,她说“自己的家没有一个具体的风格,但喜欢营造一个纯净的环境”——因为爱喝茶,就有很多茶器;因为爱花,就会摆满鲜花。她说有些人对她提倡的整理法会产生误解,例如当她在书中不经意地说出自己只拥有30本书后,有人效仿她,把藏书量减至30本。近藤麻理惠解释道:“其实他们更应该问的是:书对自己的意义在哪里?自己对书的需求又是什么?”

近藤麻理惠这套整理术影响了很多后来者,《我决定简单地生活》的作者佐佐木典士就是其中之一。他只拥有150件物品,几乎每天都吃同样的食物。他的书被翻译成35种语言,让简单生活方式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近月,佐佐木典士在接受网络媒体Asian Boss采访时,为不善于与物品相处的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极简主义者通常是生活秩序混乱甚至有生活障碍的人。他们不喜欢打扫或整理,不擅长为自己创造干净舒适的生活空间。说实话,我非常不擅长照顾好自己拥有的物件,假如我的东西再多一点,那最终一定会变成一团乱。所以我觉得那些不擅长打理物品的人很适合成为极简主义者。” 

在众多极简主义者之中,有些人的“极简”痕迹可能没那么明显。例如安德鲁·海德,他现在成立了帮助别人完善创业项目的公司,住在位于落基山脉、看上去不太极简的漂亮房子里;科林·莱特专心写小说与专栏、到各大院校做讲座与分享,和朋友共同创立了出版社。除了他们,还有很多遵循极简主义生活的人:有的有孩子,有的没有;有的做全职工作,有的是自雇人士;有的选择住在移动迷你房,有的和普通人住一样大的房子;有的和并非极简主义者的另一半共同生活却能找到共存的方式……

对“什么是极简”这件事,科林·莱特在个人网站上写道:“作为一名极简主义者,我拥有很少物件,同时很在意自己的消费方式,我并非反对消费,但我更在意如何利用好时间、精力与资源(包括金钱)。我倾向于买少一点,但要投资质量好的物件,对于事业工作、人际关系与其他一切事情也一样。”

达韦拉也观察到,每个极简主义者的兴趣、价值观都不一样,拥有的物品与数量也不同,同时大家的生活轨迹都会变化、发展,拥有的物件也会跟着变化。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把时间花在真正在乎的事情上。



找到自己的Tempo Giusto

比极简更早出现的,是“慢活”。

“1982年,有一位美国医师劳瑞·铎西(Larry Dossey)见有人执着地认为‘时间不断流逝,怎么也不够用,你必须不断加快脚步才能追赶得上’,而创造出‘时间病’这个名词。时至今日,全世界的人都罹患了时间病,盲目地崇拜速度。”致力推广慢活运动的加拿大作家卡尔·欧诺黑(Carl Honoré)在畅销书《慢活》中记录了这个节点,他在书中探讨了为什么我们越来越追求速度,并提出Tempo Giusto才是最好的生活节奏。

意大利语“Tempo Giusto”是一个乐理名词,指代演奏时需使用正确的速度。在《慢活》中,卡尔借用了这个名词,把它放在慢活哲学中,强调个人的平衡,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步调。

1999年,一个叫“慢城”(Cittaslow)的机构在意大利成立。他们汲取“慢食运动”(一个于1986年在意大利罗马发起的、对抗快餐文化的运动)的理念,把它所代表的生态美食哲学延伸,应用到社区、城镇政府的日常管理与社区生活中,以此推动另一种城镇发展模式,从源头提升生活质量,比如减少噪音与交通流量、增加绿地与徒步区域、支持当地农业发展并与当地饮食文化形成闭环,减少进口食材以降低运输、汽油燃烧、空气污染等负担。

慢城的城市网络在这20年间逐渐扩大,根据其截至今年6月的官方统计,全球共有30个国家的262个城镇被纳入慢城网络,发源国意大利占了84个,中国暂时有12个,包括位于长白山的二道白河镇、曲阜市东北部的石门山镇、梅州市的雁洋镇等。

这么看下来,在这三四十年间,从慢活到极简主义,人们一直换着方法对抗在全球经济发展与物质主义的影响下日渐产生的社会现象:盲目、从众、过度消费、注意力分散、过快的速度等。同时也不断有人在努力告诉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

显然Tempo Giusto没有唯一答案,卡尔的看法是:“放慢速度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再正确的速度也没有万用守则。每个人、每个行为、每个时刻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些人生活的速度可能会让其他人过劳死,然而他们却能乐在其中。每个人都必须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步调。如钢琴家克林姆所说:‘如果可以腾出空间容纳各种不同的速度,这个世界会更丰富。’”



在遇见最完美的衣服前,先等一等

然而有些产业,早在我们的忽视下大大超速,我们很可能成为纵容者而不自知。比如每个人都离不开的时装与服饰行业,它是继石油之后污染环境最严重的产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10%。每年有超过1000亿件新服装被生产出来,但其中有三分之一还没来得及出售或使用,就要被剪掉或烧掉——连非洲国家也不想再收被丢弃的新衣服了。

2013年4月24日,孟加拉国发生了工厂大楼倒塌事故,有着数家服装工厂的8层大楼崩塌,造成1138人死亡、2500人受伤,其中大多为女性工人及其子女。事故揭示了时装品牌在第三国家开设血汗工厂的问题,漠视工人福利与安全,一件件廉价衣服背后尽沾工人们的血汗。两年后,纪录片《真正的成本》(The True Cost)面世,它不仅记录了大楼倒塌的现场情况,还展示了工厂镇压劳工的场面,成为每位消费者都无法回避的责任(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这也许跟自己息息相关)。

另一部由VPRO平台在今年年初发布的名为《时尚产业的未来在哪里》(Where the Future of Fashion Is Headed)的纪录片,则以上述背景为基础探讨改变时尚产业的可能性。其中,致力推动时装产业改良的非营利性组织时尚革命(Fashion Revolution)的创始人奥索拉·卡斯特罗(Orsola de Castro)在接受采访时为消费者提供了解决方法:“当你出现购物冲动时,你要尝试折磨自己,等一等。当你等到那件真正最想要的完美衣服时,一旦买下来,就算日后穿坏了,你会想办法缝补、修理或者分享,把它传递给有需要的人,你会想尽方法延长服装的寿命,从而减缓它们进入垃圾填埋场的时间。另一边,设计师除了考虑美感,也可以更多地尝试可持续材料,探索好的且有益于他人与环境的设计及制作方式。当这些力量结合起来,可以做出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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