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孙琳琳       2019-09-15    第547期

艺术如何救死扶伤

“医生、侦探、考古学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善于观察,善于发现细节。而这一特质是可以培养的——通过医学艺术训练课程来培养,发现细节,并通过细节来进行正确的临床思维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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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的人网名叫“帕格尼尼的左手”,他有一双健康正常的手,不像帕格尼尼,左手伸展开能扩大一倍宽,拇指往后翻可以触到小指。但是他又像帕格尼尼的左手一样不同寻常——跨越三个八度,在艺术和医学之间迅速移动。很长时间以来,粉丝们只知道他爱艺术,懂音乐,高冷又低调,并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他翻译的一本书出版。

第一批购买《艺术中的医学》的读者得到了签名本,这才知道此书的译者、网络世界那个神秘的艺术布道者,原来是协和医院呼吸科医生邵池。他翻译的这本由一位意大利医生写就的书,不仅是艺术史读物,更能为医学服务。

新学期,邵池为协和的医学生开了一门新的选修课——“医学艺术欣赏”。理科出身的他,现在要为年轻的医学生上人文课,带领他们细读艺术作品,并从中获得观察、分析和沟通的能力。

研究艺术史的工具,医生也能用

医学与艺术的互动,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科学和理性主义刚刚发展起来,人人都渴望知道人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不论是艺术家还是医生都想去解剖人体、了解人体。

“一般人都知道达·芬奇是画家,也知道他是一个全能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对医学确实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是他将透视法引入医学绘图中,并通过解剖得到了很多解剖学上的新发现。”

启蒙时代以后,医学与艺术分道扬镳。人们相信人就是一台精密的机器,医生看病就像修理机器。“二战”以后,人文才回归医学,病人才成为医疗的中心。邵池说:“当代医疗已经不是生物医学模式,而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就是说,治病治的不是疾病,而是病人。所以要左手治病,右手体现人文关怀,这个时候艺术才慢慢又和医学靠近。”

最先在医学界展开艺术教育实践的机构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所使用的教学方式叫VTS(Visual Thinking Strategies)教学法,也就是视觉思维策略。在纽约,艺术史学者艾美·赫曼也创立了自己的视觉教育课程,14年来,通过艺术欣赏来训练医生、警察等专业人士的感知力、洞察力和沟通力。

国外的先进经验,邵池看在眼里。他从5年前展开学习和实践,并不定期地撰写文章及举办公共讲座分享心得。在他之前,浙江大学的金晓明教授对医学教育中的艺术教学法有所涉猎。但金晓明更关注中国传统艺术,而邵池的重点则在西方艺术。 

学医与行医,都是苦差事,要花费一个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很少有人有余力深入发展其他爱好。邵池在大学校园里长大,从小就对历史着迷。上大学之后,协和的基础课都在北大校园里上,令他积累了更多人文素养,同时他的兴趣从医学史、音乐史一路扩展至艺术史,这些都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养料。

“学习艺术有三个层面的意义。最浅的层面是提高艺术修养,但医学院校开展艺术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它至少要在第二个层面——方法论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要把研究艺术和艺术史的一些工具拿到医学领域给医学生用,提高他们的医学能力。这就是我做的事情。”

通过艺术欣赏课,邵池希望让医学生变得更敏锐,更能识别病人的情绪和情感。“医学上我们经常说两个词——同情心和同理心。它们都可以通过艺术欣赏来培养。医学的人文关怀就建立在同情心和同理心之上。”

“她看着你,眼神里有孤独也有求助”

在《艺术中的医学》中,意大利医生乔治·博尔丁系统地把艺术史上涉及医学的作品分门别类放在一起。就是因为这本书的系统性,邵池在国外众多同类著作中选择了它来翻译。

中文版的封面,邵池原本属意美国画家洛克威尔的插画,那张由小男孩和正要给他打针的医生构成的画看起来更为诙谐轻松,但版权却迟迟无法落实。最后的中文版封面,使用了挪威画家克罗格绘制的《病中的女孩》(1880—1881)。因为画中小女孩的眼睛打动了他。

“克罗格画了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不是侧对着你,也不是背对着你,给人的感觉是,她完全托付给你了。她看着你,眼神里有孤独也有求助。看到这双眼睛,你很容易产生共鸣,很希望能跟她对话。”

没有医学背景的读者可能会不太理解这本书的结构,邵池解释道,这本书的10章66节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医学哲学的安排方法。“临床医学以病人为中心,所以开篇一定是讲病人的;病人之后才是疾病的章节,分器质性疾病和精神性疾病;有了病人和疾病,就会想到怎么治疗与照料病人,从而形成医疗场所;由此,现代医学诞生,同时诞生的还有医生;接下来的章节从医生的角度反观病人,看到的是病痛;最后两章,一章讲治病,另一章讲医疗中的人文关怀。”

尽管作者因为篇幅与地缘等因素的限制,在选择艺术作品的时候受到一定局限,但与医学相关的重要艺术作品基本都囊括了。谈到这些视觉作品的价值,邵池说:“艺术为医学留下了很多图例和插画,供我们学习;另外还有医学前辈的长相以供我们瞻仰。同时,写实画家用自然主义元素描绘的场景,为我们留下了百年前行医的细节,很多东西靠文字描述永远理解不了,看一幅画就全知道了,这就叫图像证史。”

邵池是从意大利原版将这本书翻译过来的,同时参考了美国盖蒂基金会出版的英文版。他的意大利语是听古典音乐打下的底子,再通过查阅参考书、向会意大利语的朋友请教来完善内容。在翻译过程中,他发现了英文版的很多翻译错误,并且专门写了一份备忘录,交给原出版社。

大医院的医生,很多就是医生中的福尔摩斯

当代医生的形象什么样?也许还没有一幅画能精准描绘。但这个职业却是影视剧最喜欢表现的。热播美剧《实习医生格蕾》和《豪斯医生》在邵池看来也很糟糕,不如说是披着医务外衣的狗血伦理剧。“如果在美国真有一个医生像豪斯医生一样行医的话,第一季还没演完,他就已经被告到监狱里去了。”

他最欣赏的医务剧是上世纪90年代的美剧《急诊室的故事》(E.R.)。编剧迈克尔·克莱顿毕业于哈佛医学院,几乎每一集都有能让专业医生产生共鸣的现实病例,其中的医生和护士群体也能代表现代医务人员的形象。

不过,狗血美剧有一点没演错,就是诊断病情的过程的确和破案很像。柯南·道尔能把侦探小说写得那么好,跟他曾就读于爱丁堡医学院不无关系。“福尔摩斯的原型就是他的老师约瑟夫·贝尔医生。大医院的医生,很多就是医生中的福尔摩斯。”邵池说。

诊断疑难杂症的过程,就是医生寻找细节的过程。“当病人来到我们医院,肯定早就在一级一级医院被很多医生看过了。前面的医生诊断不出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很可能是观察还不够敏锐细致,便想不到往某些方面去做检查。疑难病的诊断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某一个关键的检查没做,你就不知道是什么病。”

认清细节,分析原因,最终找到突破口。这就是邵池希望通过VTS教给医学生的本领——通过观察来总结分析的能力。“医生、侦探、考古学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善于观察,善于发现细节。而这一特质是可以培养的——通过医学艺术训练课程来培养,发现细节,并通过细节来进行正确的临床思维和判断。”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医疗中处处可见艺术的身影。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很多手术室里都是放音乐的,用来缓解主刀医生的压力。“每个医生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他喜欢的CD不是每天带过来的,而是就放在他经常主刀的手术室里。”

针对病人的音乐治疗实践也发展得很成熟。邵池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有专门的艺术治疗科,“经常能看到艺术治疗科的工作人员推着一车乐器进病房,艺术治疗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最多半个小时。进去以后他并不是简单地给病人弹琴,而是会跟病人互动,比如说我弹吉他,沙锤给你,你来伴奏。这些互动能够缓解病人的情绪,音乐和艺术能做的事情可能比你想象的多”。

除了音乐治疗,很多医院的建筑设计本身就考虑到病人的感受:不能有过于空旷的空间让病人觉得孤独,不能有过于狭窄的过道让病人产生心理压力,也不能有光线特别阴暗的地方让病人害怕——这些都体现着人文关怀。

国外有研究显示,在楼道和病房里正确地布置艺术品,能够起到缓解病人焦虑情绪的作用。在美国的医院里,能看到很多艺术品。“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就有很多艺术品,不是简单地在墙上挂画,还有雕塑和动态装置,比如接待大厅的3D投影装置《生命树》。”更神奇的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每天都有人演奏音乐,一般都是午休时间。“两个楼的连廊里会突然出现几个小伙子,坐下来就开始拉琴。”

中国有顶尖的医疗机构,但还没有类似的艺术治疗实践,皆因医疗资源紧张到完全顾不上。每天早上开诊的时候,协和门诊楼一楼的接待大厅,人多到连一个站着的空间都没有,又如何3D投影呢?

“现在不论是哪级医院,医生每天要看的病人都太多了。在美国,与协和同样等级的医院,门诊医生一上午能看几个病人呢?四个。我们至少是二三十个。”

人们蜂拥至医院,但医生很清楚,很多病在医学上都做不到彻底的治愈。“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是常见病,能治愈吗?一个都治愈不了。肺炎用抗生素能治愈,但这样的病是少数,大多数病医生是治愈不了的。”邵池说,“很多时候你去帮助病人,不是说把他的病治好了,而是让他知道有很多人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他不是孤独的。”

最后,邵池引用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说明医生的职责:“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他希望,因艺术之名,医学变得敏锐,更重要的是,变得柔软而有人情味——不负交托的眼神,给予最专业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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