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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   周筱曦 图┃《病玫瑰》/理想国    2019-09-15    第547期

被想象的疾病

麻风病、结核病、霍乱……描绘着这些疾病的医学插画,以一种客观的标准呈现了人们对生命和健康的历史想象,以及科学传统的不断变化。作为前彩色摄影时代科学和艺术的共同成就,医学插画将始终在人类疾病抗争史中留有一处想象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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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时间里,西方世界认为血液、黑胆汁、黄胆汁、黏液这四种体液的平衡是健康的根源。希波克拉底在《论人的特性》中首次论述了这个理论的开端:血液来自心脏,黑胆汁来自脾脏,黄胆汁来自肝脏,黏液则来自大脑。他强调,健康是各种体液和谐混合的结果,而医疗的要义就在于恢复体液之间的秩序。

直到17世纪,四体液说才被解剖学和细胞学等新科学理论所取替。在此以前,欧洲的医师以四体液说作为治病方针,内科医生从与病患的交谈中切入病根,外科医师则时刻准备着实施放血、清胆汁等治疗方式。1858年,病理学家鲁道夫·菲尔绍将细胞学说应用到病理研究中,提出细胞是病变的单位,流传了两千年的四体液说开始式微。不过,现代的西医教科书中仍然能够觅得这种理论的残迹,如“忧郁症”即melancholia的原意就是因黑胆汁过多而导致的疾病。

同样在1858年,英国人亨利·格雷出版了教科书《格雷氏解剖学》。这本解剖学经典著作共配有395幅插图,因其精准的人体图像和适宜的文字排版而广受欢迎,首印2000册即刻告罄。著作继承了西方医学用图像描绘和记录病患、病灶的传统,在摄影术刚刚抬头之际成为医学图像的代表。艺术史学家本杰明·里夫金评价著作中的木刻版画图像“带有权威色彩,完全去除个性与主见”,还散发出近似工程蓝图的精神。

近代西方医学共同体的建立离不开临床上的知识、技术、原则、价值观,医学图像以一种客观的标准呈现了人们对生命和健康的历史想象。伦敦大学学院医学史博士理查德·巴奈特在《病玫瑰》一书中写到,现代医疗建立在“祛魅”后的身体观念之上:“没有永恒的奥秘,只有暂时的无知;也没有生命力和灵魂这回事,只有酵酶和底物在体内孜孜不倦地起舞。”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疾病,麻风病在中世纪初期侵入欧洲

麻风病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希伯来圣经《列王纪》中记载了一位名叫以利沙的先知,他的众多神迹之一就是治好了多例麻风病。而在4500年前的古埃及,纸草医术中也有关于麻风病的描述,考古学家甚至还在木乃伊中发现了因麻风病而引发的颅骨损害情况。

2005年,法国科学家借助基因分析方法揭示了麻风病菌的起源地和传播路径。分析表明,麻风病最早应该是在东非出现,而后随着早期人类迁徙传播到近东、中东、远东地区。亚洲尤以印度和中国发病情况最为严重,《论语·雍也》中谈到孔子的学生伯牛患有恶疾,后来有人考证,伯牛所患疾病即是麻风。这也是中国史书中关于麻风的最早记载。

麻风病在中世纪初期侵入欧洲,到14世纪时达到顶峰。13世纪时,单单是法国就有近两千家麻风病院,英格兰及苏格兰等地亦有数百所。麻风病在西方的病名是“lepra”,意为“鳞片”。这是因为麻风病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皮肤一簇一簇地增厚,从外观看起来有点像鳞片。许多中世纪医师认为,麻风病是道德和肉体的双重败坏。由于过分放纵享乐,使得湿冷沉重的黑胆汁扩散全身,才导致皮肉败坏、腐烂。

在明代以前,中国的文献中普遍将“麻风”唤作“疠风”或“大风”,认为麻风是“风邪”入侵身体招致的结果。据说旧时岭南有“过癞”的风俗,“癞”通“疠”,意思是麻风女与男人交媾之后,就可以把麻风传给对方而痊愈。其实,这是因为不少人把麻风和梅毒混作一谈,以讹传讹,将之演绎为一种香艳的民间修辞。

晚清时期有一部戏剧《病玉缘传奇》,讲述淮南人陈绮在粤地游历期间陷入当地邱姓富户的“过癞” 圈套。但邱家小姐邱丽玉不忍心让陈绮无辜染疾,于是帮助他逃脱,自己却因无法脱癞被赶出家门,一路行乞至淮南。陈绮收留了邱丽玉,他尝试了当时所有中西医方法为邱丽玉治病,均无效果。灰心绝望的邱丽玉决定自杀,却在喝了一口大黑蛇泡过的酒后意外痊愈。故事结局,夫妻二人开了麻风病院,卖蛇酒治病救人。

欧洲的麻风病人被病院收容隔离,要求穿上专属的外套,以便与正常人作出区分。他们不得与病患以外的人一同吃喝,死去的时候也不会被安葬在教堂里。有天主教社群甚至要求麻风病人躺在坟墓里,由牧师朗诵弥撒,象征性地宣告其在精神上的死亡。

在中国,官办收容机构是在明代中期出现的养济院,而在此之前,民间处理麻风病人的方法简单粗暴:驱逐和排斥。这倒不是基于疾病传染的病理知识而作出的决定。很多古老的文化仪式中都会驱逐不洁、肮脏和死亡,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说“污秽即危险”,麻风病人因为可怕的外形被污名为不洁的他者,因而被世人厌恶、诅咒、憎恨。

西方世界对结核病充满浪漫想象

与麻风病的情况截然不同,西方世界对结核病的想象充满浪漫。在18世纪,女性的流行美妆是宛如肺结核患者弥留之际的惨白脸庞,当时的欧洲人以一脸略显病态的苍白为美,认为这是贵族的象征。“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就是“肺结核妆”的狂热爱好者,每次出门都要抹上厚厚一层白铅粉。

很多浪漫主义的文化名人罹患结核病,如济慈、梭罗、肖邦、勃朗宁夫人等。病患通常被描述为对生活保持激情,但最终难逃悲剧性命运——有点玛丽苏了对不对?当时的医师普遍将结核病理解为遗传性体质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不良的饮食习惯和过度劳累下产生的疾病。它通常是缓慢发病的,但在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中,科波菲尔年轻的妻子却是在患病几周之后匆匆离世。 

直到19世纪末“tuberculosis”一词出现以前,西方世界一直将结核病称作“痨病”(phthisis)。希波克拉底学派认为痨病的致病根源在于恶劣的空气,由此诞生了改变患者居住地以疗养身体的转地疗法。欧洲人一度认为温暖湿润的海滨地区适合疗养,后来又相信冷冽的高山地区更有助健康。在这两种观念的影响下,地中海海滨、阿尔卑斯山成为欧洲人心目中的度假和疗养圣地。即使在微生物病原论出现以后,19世纪末的美国医生仍然相信落基山脉是痨病病人的天然疗养所,因为清冷的山地气候对结核病菌有抑制作用。

在西方医学的记载中,肺结核最初是城市生活的产物,它在农村中相对少见。自16世纪以后,伴随着欧洲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人口增长,感染结核病的人数才显著提升。而到了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后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居住在拥挤肮脏的住宅里,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上医疗卫生水准低下,导致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结核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3000到5000人因为结核病而死亡,年均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当时最严重的急性传染病——霍乱。

结核病在中国也有漫长的历史,但长期以来,它被看作与个人体质相关,是病人及其家庭需要面对的问题。20世纪细菌学说传入中国,中国社会才开始效仿西方各国,将结核病纳入公共卫生管理范畴,将之视为社会健康的严重威胁加以控制。根据上海公共租界的统计,肺结核是造成华人居民死亡的头号疾病。1902年至1905年间,华人居民的肺结核病死亡率基本保持在 3‰以上,最高达5.71‰。这一数字直到1920年以后才降到1‰上下。有调查者得出结论:“肺结核几乎人人皆有,所不同者,惟年龄与轻重耳。”

不过,由于当时中国尚没有强制性的全面人口普查,病人在城市染病后回到农村老家休养或者在感染结核病的过程中因其他疾病而亡等情况均未被归入统计,自然不够精确。历史学者张宜霞和伊懋可分析,肺结核在中国的流行,与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除了居住条件、饮食习惯外,随地吐痰的习惯也是促成其流行的因素。

中国现代文学则为我们勾勒了这场健康危机的微观生活经验。鲁迅于1919年发表的小说《药》中,贫苦的父亲为治疗被痨病折磨已久的儿子而耗费了毕生积蓄,却买来了荒谬且残忍的人血馒头。1928年,作家丁玲发表了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讲述长期卧病在床的莎菲女士在新旧时代中的情感、困惑和欲望。因为罹患结核病的关系,小说中的莎菲女士时常流露出纤细敏感的精神特质。

霍乱在19世纪迅速成为世界性传染病

霍乱是19世纪的噩梦。当时英国有13万人死于霍乱,而印度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2000万。《评论季刊》的一篇社论将其形容为“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的瘟疫之一”,历史学家至今仍将19世纪中叶称为“霍乱年代”。不过,从人口统计学的计算来看,19世纪死于霍乱的人数其实远远少于死于结核病或童年夭折的。即便在1831—1832年的疫情高峰期,霍乱也只是当时的第三大常见死因。

霍乱爆发起来迅猛无比,不论是健康的成人还是老弱妇孺,一旦出现病征,都难逃死去的命运。它一度被称作“亚洲霍乱”(Asiatic cholera),因为它曾长期是孟加拉的地方流行病,在19世纪则迅速成为一种世界性传染病。但吊诡的是,在希波克拉底的世界观中,霍乱被认为是季节变化所引发的身体净化过程。欧洲医师认为,人的身体被黄胆汁(yellow bile,即choler)支配后,个性将变得火爆易怒,夏天是黄胆汁分泌旺盛的季节,因此只有当净化程度超过正常范围才会成为疾患、成为霍乱(cholera morbus,字面意思即“胆病”)。

19世纪初,瘴疠论(Miasmatic Theory)是霍乱病源的主流解释。瘴疠论提出,霍乱和伤寒等“污秽疾病”均是恶劣的都市环境酿成的结果,腐败的污水、垃圾、墓地甚至活人的身体都会散发有毒的瘴气(misamas)。爱德文·查德威克律师由此提出了清理工业城市的主张,认为这样才能将疾病和贫困一举消灭。 

英国医师约翰·斯诺于1855年出版的《霍乱传播模式研究》中证明了霍乱和污水直接相关,这是我们在英语教科书中熟知的故事。但教科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斯诺的研究在当时几乎完全被忽略,也没有对19世纪公共卫生发展产生任何影响。

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于1883年确证霍乱弧菌是霍乱的致病原因,而在此前,他发现了引发结核病的细菌——结核菌。这两种19世纪最致命疾病的病原菌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也为科赫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他于1885年受聘于柏林大学,担任卫生学教授。

进入20世纪,放射线片、CT、MRI、超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等医疗影像技术迅猛发展,借由医学插画实现的生命想象走向终结。但作为前彩色摄影时代科学和艺术的共同成就,医学插画将始终在人类疾病抗争史中留有一处想象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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