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孙琳琳       2019-10-15    第549期

(第549期尝鲜)有十八个理由错过敦煌,但敦煌还在这

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镇,作为中华文化和中西交流的备份,敦煌一直在这——这是命运,是奇迹,也是虔诚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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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一个地名、一段历史、一门学问、一种艺术、一份念想。它神秘又慷慨,荒凉又瑰丽。从长安到罗马的古代贸易高速公路在此中转,蕴藏中华文化精髓的735个洞窟、5万多件典籍在此珍藏。2130年来,我们无数次差点与它失之交臂;幸运的是,今天我们仍可在此称颂它无可比拟的美。

如果敦煌不是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的要冲,不是千里荒漠中唯一适合人类居住的绿洲,不是中原商队出阳关和玉门关的分岔路口,不是佛教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的第一站,便不会成为旅人的歇脚之地和货物的中转站,也不会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关键点。

如果公元前140年张骞没有自告奋勇出使西域,如果他死在匈奴人帐下或在被匈奴人扣留的14年中的某一年放弃了完成使命的努力,敦煌就无法直接与中亚、西亚相连,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就不会想到“丝绸之路”的名字,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就没法在中原栽培;胡琴和汗血马不会传入,蚕丝和冶铁术也不会输出。

如果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没有设置河西四郡,没有从内地迁移居民到敦煌郡屯垦戍边,就不会有敦煌崛起为六县之首、到汉平帝元始二年(2)人口超过3.8万人的结果,也不会有汉朝边境的巩固,丝绸之路的繁荣。

如果366年的那个傍晚乐僔和尚化到了斋饭,如果他不是走到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再也走不动,如果他来晚了或来早了,如果他不巧背对着三危山的方向以致错过夕阳金色的余晖,他就不会产生伟大的幻觉,看见三世佛、菩萨和飞天在金光中一齐显形,也就不会开凿出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

如果534年北魏孝武帝元脩没有脱离权臣高欢从洛阳逃到长安,如果第二年他没有被宇文泰毒死,就不会有西魏,也不会有西魏宗室东阳王元荣统治敦煌近20年,从而开凿出后来编号为246、247、249、285、286、288、431、432、435、437共10个洞窟,贡献了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造像风格,拉开千年石窟艺术的大幕。

如果敦煌不是一个全年日照超过3246小时、蒸发量2486毫米、平均降水量却只有39.9毫米的干燥之地,如果这里不是夏天可以热到40℃以上、冬天可以冷到零下20℃以下的西北城市,如果它不是被沙漠戈壁环绕,也不可能留住10世纪之前的壁画,让今天的访客重历当年的盛况。

如果848年张议潮没有揭竿起义赶走吐蕃、收复瓜州,如果他的十支信使队伍都没成功将求援文书送到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大唐天德军驻地,如果悟真和尚走了两年也没能从河西陇右走到长安报捷,如果没有归义军守护敦煌边陲近200年,敦煌就无法与大唐通气,河西走廊就不会打开,丝绸之路就不会畅通。

如果不是1697年康熙平定了准噶尔部叛乱,如果不是1725年雍正设沙州卫从甘肃五十六州县向敦煌大规模移民垦荒,就不会有1760年乾隆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可能就无法摆脱明嘉靖年间封闭嘉峪关后造成的没落命运,也不会有今天杂糅了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特色的敦煌文化,更不会有敦煌曲子戏的诞生。

如果王圆箓不是退伍之后无家可归当上了道士,如果1898年他没有从陕西来到莫高窟,并愿意在此清理洞窟积沙,如果1900年初夏他雇请的敦煌贫士杨果没在第16窟内设案接待香客,且在洞窟北壁上磕烟袋锅子,就不会有藏经洞的发现,以及日后引发的种种争议与争夺。

如果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没有从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那里听说敦煌,如果1907年初春他没有抢在伯希和之前到达敦煌,和正为建道观四处筹钱的王道士说上话,如果他强行收买而不是自称“玄奘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不会得到“狡猾机警”的王道士的信任,也无法获得包括8082卷经卷、20卷木板印刷本和图画、绣品等在内的29箱共9000多件文物,大英博物馆就不会有一个堆满敦煌经典的“斯坦因密室”。

如果伯希和没有收到伊犁将军长庚赠送的唐代佛经写本,如果他没有紧随斯坦因的脚步于1908年来到莫高窟,如果他不是精通汉语而要倚仗翻译、在藏经洞待了三个星期翻阅了每一本经卷,如果他没有将藏经洞最精华的6000多卷写本和200多幅画卷带到法国,就不会有敦煌学成为世界显学的奠基。

如果1935年的那个秋日,常书鸿没有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翻到伯希和主编的《敦煌石窟图录》,他不会归心似箭,如果1942年他没有应承徐悲鸿担下筹备“敦煌遗书研究所”的重任并忍受苦咸的水和冰冷的洞窟环境,如果研究所被解散后他没有领着大家坚持临摹,就不会有今天的敦煌研究院,也不会有莫高精神的传承。

如果1938年李丁陇像“赴敦煌探险队”里的其他11个成员一样刚到嘉峪关就退缩了,如果他没买到皮袄和毡靴,如果往西走了一个月他也没能走出荒原,如果他的草铺上没有那床破被子,如果他爬树上洞窟时摔死了,如果他画不完“极乐世界图”,如果他没在西安办成“敦煌石窟艺术展”,那张大千就不会产生去敦煌的念头,于右任也不会去敦煌考察。

如果张大千变卖200张古画和家产也没凑够5000两黄金,如果他没有从青海塔尔寺请到喇嘛画僧昂吉、三知、格郎、罗桑瓦兹和杜杰林切做帮手,如果他没有从西藏搞来石青、石绿和朱砂,不会种菜、养鸭、采蘑菇,如果他没有深夜赶画寄回四川托人代售筹款,如果1943年3月22日那个清晨他被土匪打死了或者三个月后在榆林窟被阻道的野狼吃了,就不会有276幅敦煌壁画临摹品,不会有兰州、成都、重庆、上海、东京摹本展的轰动,不会有敦煌热,也不会有他晚年泼墨泼彩画风的发端。

如果没有20世纪上半叶刘半农、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等学者的开拓,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相继成立敦煌学研究所,如果没有来自日本、法国、英国、匈牙利、荷兰、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者持续投入研究,敦煌的遗产就无法被理解,融汇了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明的敦煌文化就无法既在中国也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1979年平山郁夫没有到访敦煌,就不会有日本援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如果不是他向敦煌研究院捐款2亿日元,就不会有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如果他不是一生70多次沿丝路考察的虔诚敦煌粉,就不会有敦煌向东洋画学生敞开大门,也不会有一代代敦煌画家赴东京艺术大学进修。

如果不是75年间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来到敦煌,爱上敦煌,守护敦煌,如果没有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带领敦煌人所做的保护、开拓和研究工作,敦煌就不会起死回生而光耀至今,也不会显现出艺术的新路。

如果没有每年超过1000万游客慕名而来,如果没有官博36万粉丝为莫高窟点赞,如果没有夜夜座无虚席的《又见敦煌》,如果鸣沙山不是遍地翻滚着大妈和丝巾,敦煌之魅就不会留在更多人眼里乃至心上,被带到更远的地方。

幸运的是,以上所有的如果都没有发生。

自汉武帝设置敦煌郡至今,敦煌历经2130年兴衰,今天仍是中国最神秘、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仅2018年就有1077.3万人次造访敦煌。两千多年来,此地繁华过也没落过,丝路商队、修行僧侣、镇守将士、异族政权、戍边移民、学者画家、粉丝游客,各色人等滑过敦煌,留下创痛,也留下物产、方言、文字和曲艺。黄沙盖不住月牙泉,也掩不住朱砂、石青和云母的壁画。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镇,作为中华文化和中西交流的备份,敦煌一直在这——这是命运,是奇迹,也是虔诚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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