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Junitaille       2019-09-01    第546期

城市要会一点变脸术

就像谈起纽约时,全世界的第一反应都是曼哈顿、百老汇和“宇宙中心”,中国城市面临的同样是“城市形象脸谱化”和“城市定位疲劳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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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兰登·斯坦顿(Brandon Stanton)手持相机走在纽约街头,他发现这座城市瞬间充满了无数副面孔。那是一张张属于世界的脸。

如果没有在那次工作失误中丢了“铁饭碗”,斯坦顿可能还在芝加哥的金融界里“摸爬滚打”,也就不可能有他在此后出版的那本《人在纽约》。

“如果留在芝加哥工作,我会认为这座城市的脸是本杰明·富兰克林(100美元正面图)。”斯坦顿说。

幸好他在2010年来到了纽约,从一名证券分析师转型为城市摄影师。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他走上街头,拍下上万张纽约人的面孔,结集为一本以都市人物肖像为主题的摄影书《人在纽约》。

《纽约时报》把斯坦顿称为“在纽约的人海里捕捉城市面孔的渔夫”。在这个“捕捉”的过程中,斯坦顿最大的感受就是“意外”——对纽约这座城市的意外。

斯坦顿印象中的纽约,和白先勇在《纽约客》写到的如出一辙:“纽约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移民大都会,全世界各色人等会聚于此,羼杂在这个人种大熔炉内,很容易便消失了自我,因为纽约是一个无限大、无限深,是一个太上无情的大千世界,个人的悲欢离合飘浮其中,如沧海一粟,翻转便被淹没了。”

所以从来都是“纽约客”,并没有几个正儿八经的“纽约人”。一座“太上无情”的城市,只拥有一个和金钱捆绑、为效率影响、被证券行情左右的僵硬脸谱。

但当斯坦顿拦下每个匆匆行路的“纽约客”,用镜头对准了面无表情的“异乡人”后,“纽约客”成了“纽约人”,纽约也实现了一场“城市变脸”。《人在纽约》略去了曼哈顿、第五大道和时报广场等城市宏观背景,微观聚焦那些被斯坦顿在路上拽住拍摄的纽约人,他们的乐观、幽默、坦诚、爱情、亲情、责任、希望,构成了这座城市在不同区域和维度的各色脸谱。

只要定睛看几分钟,你会发现全世界城市都在变脸。

“宇宙中心”纽约拥有变幻莫测的多个脸谱,而在近30年里被摁下了“快进键”的中国城市也是如此。

如果说“洛沙矶”“武加哥”“重特兰大”和“大理福尼亚”分别代表长沙、武汉、重庆和大理对标洛杉矶、芝加哥、亚特兰大和加州的决心,那么郑姆斯特丹、洛特丹和开因霍封等“城市花名”,则仅仅是国人对“河南”与“荷兰”在文字发音上的另类调侃。

策划专家王志纲认为,河南是一片被误读了的土地。与大部分中国人一样,他对河南的直观印象,一度停留在“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兵燹或匪患,以及与饥荒、逃难联系在一起的“苦难省份”。

这是一张带偏见的河南脸谱。王志纲认为,河南的脸谱不光和“第一人口大省”“中华困难史”相关,这里在福地和战场之间轮转、在沃土和灾区间互换,文明与劫难荟萃,聚集与流散交织。“河南其实就像一碗五味杂陈、苦辣酸甜的胡辣汤,是星汉灿烂的文明高地,是数千年的粮仓,是风云变化的古战场,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超级IP。但因为战争频仍,灾害不断,让磨难与沧桑成为河南人生命的底色。”

某种意义上来看,所有被公众和舆论赋予单一脸谱的城市,其实都是被低估的城市。在盘点中国“单一脸谱化城市”——或者通俗点说——“最被低估的城市”时,王志纲把贵阳排在第一位。

“所有边缘化、脸谱单一化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这些城市的吸引力,其实是被外省人的这种无所谓的心态绑架的。原来我们谈到贵阳时,讲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所以当有人在30年前给贵阳贴上‘东方瑞士’标签时,引来了哄堂大笑,因为没人相信这是真的。在人们心里,贵阳就是和落后直接挂钩的,这就是贵阳过去的城市脸谱:一张被贫穷支配的面孔。”

但随着互联网高新企业把贵阳定位为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后台中心,这座在王志纲看来“气候比昆明宜人,节奏比北京舒缓,小吃比广东丰富,景色比上海迷人”的城市,已经具备了“非去不可”的城市魅力。这是贵阳的“变脸”,也是一个偏远西部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动求变。

与贵阳类似的还有珠海。在王志纲看来,珠海是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沿海城市。

“几年前,珠海在申办国际帆板锦标赛时,外方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珠海在哪里?’办完比赛以后,所有人都对珠海赞不绝口,认为珠海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风光比青岛、大连都棒。”

就像谈起纽约时,全世界的第一反应都是曼哈顿、百老汇和“宇宙中心”,中国城市面临的同样是“城市形象脸谱化”和“城市定位疲劳化”的问题。王志纲认为,中国城市需要把握一个“主动摘帽子”的过程。“个性是城市的灵魂,中国城市需要找个性,而不是找一张既定特点的面孔和脸谱。”

所以,郑州从来不是“郑姆斯特丹”,洛阳也不是“洛特丹”,被称为“开因霍封”的开封更无需对标埃因霍温。拒绝被低估,城市需要从摘掉单一脸谱做起。

专访王志纲

中国正处在一个『张弓搭箭』的城市新时代

《新周刊》:经济学家巴曙松最近用“东边日出西边雨”来形容国内人口近两年的流入情况,你觉得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进行到了哪个阶段?

王志纲:中国的城市化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展中心城市,第二阶段是争夺世界级城市,现在则进入争夺世界级城市群的时代,湾区城市群的概念开始出现。

《新周刊》:你怎么看世界级城市群?

王志纲: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都会经历“非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世界级城市—世界级城市群”这个过程。世界级城市群就是由那些巨型城市组成的湾区城市群。这些城市群一般都和水有关系,比如美国的三大湾区城市群——纽约、旧金山和五大湖区。

以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有17家,纽约湾区有60多家,旧金山湾区有30多家,东京湾区有50多家。我估计,以中国的增长速度,用不了多少年粤港澳大湾区就能和美、日这些国家的湾区城市群并驾齐驱。

粤港澳湾区、上海湾区这样的超大城市群,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越多越好

《新周刊》:你提到湾区城市群是由巨型城市组成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有一个观点:“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你同意吗?

王志纲:我不知道他怎么定义“大城市”,但我认为粤港澳湾区、上海湾区这样的超大城市群肯定是越大越好,其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也肯定是越多越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京湾城市群,一共七八千万人的体量,依然高效。

《新周刊》:数字显示:中国的城市化如果分省、市、区来算,有的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甚至接近90%,有的才40%。巴曙松认为这是典型的大经济体在城镇化内部推进的分化和差异。

王志纲:是的。关于中国城市和社会,我有一个“龙头、龙身和龙尾”的理论:今天的中国就像一条巨龙,龙头接触了西方的现代世界,龙身在工业化文明的隧道中转型,龙尾还扎在黄土地里。

怎么理解?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个区域,其实已经进入了智能经济、智慧经济时代,这三个区域和发达国家的城市群相比都毫不逊色,它们体现的是高速城市化和充分工业化的结果,是“龙头”。

“龙身”指中部沿江的一些省份,比如湖北、江西、安徽、四川,它们还处在再工业化的过程中,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城市写字楼,也有广阔的农村和农业。这些地方不可能像沿海城市那样,完全牺牲农业,以此成全城市化发展,所以它们还在工业时代里不断翻腾和升级。

“龙尾”呢,就是西部地区,比如甘肃、宁夏、新疆等省份,它们需要输血,交通环境方面也亟需改善,才能跟上“龙头”和“龙身”往前迈进的整个城市发展节奏。

《新周刊》:这个理论是你20年前提出的,对今天中国城市的发展来说依然适用吗?

王志纲:依然适用。我敢说,我当年的这个描述,到现在依然没有过时。20年前我这样说过,它可能还能再管接下来的20年。只有一种情况下它可能失效。

《新周刊》:哪种情况?

王志纲:就是联合国正式确认中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

成都是一个“典型中国”的城市范本

《新周刊》:除了“龙头”“龙身”和“龙尾”理论,你10多年前还提过,中国城市就像“巨人走路”,巨人的“头”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冀经济圈,“两条腿”分别是以上海为龙头的华东经济圈、以广州为核心的华南经济圈,“头没法和两条腿比,腿也没办法来抢这个头”。你觉得中国这个巨人现在走路平稳吗?

王志纲:“巨人走路”的理论并不适合如今的中国城市格局,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张弓搭箭”的城市新时代。

什么叫张弓搭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三个城市圈,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起步最早、发展最成熟、最具规模化的地区,在相当长时期内,担负的是中国城市化领头羊的角色。三大引擎所连接的沿海地区就像一把长弓,长江流域经济带则犹如一支利箭,于是形成了“张弓搭箭”的城市机遇,也确立了中国经济发展和迈向全球化的大格局:弓如满月,箭在弦上。唯独缺的,就是弦上的那个支点。有了这个支点,中国这支箭才能射向全球。

《新周刊》:这个支点在哪?

王志纲:在这个引弦蓄势的格局上,幅员广袤、发展滞后的西部亟需中心城市作为发力点,所以这个支点只可能出现在西部。可以这样说,谁能成为支点,谁就能成为“西部之心”,就能把握西部20年来最大的发展机遇。

在如今的西部三大城市中,西安得天时——十三朝古都,能够展现汉唐之风;重庆得地利——长江中上游特大型城市,通江达海;而成都得人和,一是领导眼光长远,邀请外脑,抢占先机,更重要的是成都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休闲气质。成都是最有可能成为“西部之心”的城市。成为“西部之心”,把成都放到国家的战略层面上,能给成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张力,让成都不再仅仅满足于作为西南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我觉得成都的定位应该是东西部经济联动的“主力二传手”和“主传动轴”,是西部的支点。

成都是一座具有标杆意义的城市。我们今天在北上广深会看到很多老外,但他们在这些大都市里接触的只是中国城市的一个局部,比如他们到了上海会感叹“中国已经是第一世界国家了”,到了广州会认为那里是第三世界的首都,但如果去甘肃、去宁夏,他们的感受可能会完全不同:“咦,我怎么到了阿富汗啊。”

我觉得成都是一个“典型中国”的城市范本。这里不光烟火味十足,更重要的是,它有繁华的一面,也有落寞的一面。有先进的一面,也有传统的一面。

只有找到不同层次的群体生态系统,一座城市才有活力

《新周刊》: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划,在2020年之前,计划将北京的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上海则确定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500万以内。你怎么看这两座城市对未来城市人口的规划和调控?

王志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人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们创造了城市。

但不能说住在城市的人就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每座城市的主政者都不希望高科技人才离开城市。这就牵涉到富人和穷人在城市里的生存状态的分析。我去过巴黎、纽约、伦敦这些国际大都市,在这些城市的市中心,永远住着一批流浪汉。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流浪汉都住在市中心,因为在市中心生活,你可以在地铁里凑合一晚,也可以靠乞讨和卖艺求生存。在巴黎,流浪汉衍生了一种城市新群体,那就是流浪汉嬉皮士,这在法国甚至成了一种时尚和文化。埃菲尔铁塔下或者香榭丽舍大街上就能看到他们,有的流浪汉还养了宠物。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城市的例子?因为乞丐、流浪汉这些群体在中国肯定是属于所谓“低端人口”,但在法国等国家的城市里却完全不同。从社会保障、治安、资源供给等方面来看,中国执政者对于城市人口规模何结构的调控是有必要的,但是更需要引导,而不是一刀切。每个阶层都有各自的活法,那些到北京和上海求发展的人,留在城市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能安身立命。

而在城市层面,只有建立不同层次的群体生态系统,一座城市才有活力。北京、上海的上流人士中高收入群体需要服务业配套,有着大量从业人员缺口,这点政府提供不了,那么民间就自发用脚投票,通过自由流动,从农村、县城甚至不那么大的二三线城市把服务转移过来,这才是国际大都市的正常群体生态。 

《新周刊》:不光是服务业的内部流动,近些年国内制造业也在往外转移,过去“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接力模式,如今由中国把棒传给了东南亚。 

王志纲:这很正常。以中国目前的消费水平,无论是物价、劳动力水平还是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都已经无法承受代工行业了, 所以那些工厂去了越南、去了缅甸,这是城市产业转型的必经之路。

《新周刊》:关于国内的制造业转型,任正非这样说:“随着制造业分别向东南亚和西方搬迁,中国会面临二三十年的产业分化。中国必须升级到发达国家,因为已经倒退不到发展中国家去了。”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王志纲:他说得对。但很多人理解得有问题。制造业的问题很复杂,涉及产业链、供应链和外包等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说珠三角的代工工厂全跑去东南亚开厂了。中国不是珠三角,也不是长三角,而是阶梯式得发展,国内还是有很广阔的产业纵深和消费腹地。

你看华为,它其实在全中国都有布局,深圳是总部,东莞是研发和终端中心。再比如近几年风头很盛的贵州,它已经成为全球高精尖公司的云数据中心了。

“找市场、跟市场、等市场”,三类人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市场经济

《新周刊》:“民营经济已经不是早期的野草,而成为了参天大树”,这是你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现在还是记者身份,最希望采访哪些民营企业家?

王志纲:第一个人,我想采访任正非,我觉得华为是一个伟大的企业。第二个人,我想约李书福聊聊。我特别好奇这个台州农民是怎么杀入汽车这个高门槛产业的,又是怎样“随风潜入夜”,和老外“联姻”,最后“娶”了沃尔沃这个“瑞典公主”。瑞典人把他称为“瑞典虎”,这太有意思了。

第三个人,我对“老干妈”的创始人陶碧华很感兴趣。“老干妈”现在老了,质量也开始有所下滑,它面临的是“富不过三代”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所有民营企业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在丛林里打下江山以后,你怎么让新世代接班?怎么让财富得以传承?

《新周刊》:你和不少民营企业家有过深交,如今的民企老板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王志纲:太不同了。过去的民企老板,都在通向财富的道路上飞奔,他们想成为中国首富、亚洲首富甚至全球首富。媒体报道他们的励志故事,他们就是被摆放在聚光灯中心的人。

现在的民营企业家地位、人生阶段和财富积累都到了另一个阶段,再加上太多的不确定,他们前进的步子开始慢了下来,会更多地考虑其他事情,比如有的开始讲究养生了,天天研究干细胞,琢磨怎么配制长生不老药。

更有趣的是,有少数人突然开始想“优化后代”的事情了,有的生了三五个以后,又面临豪门恩怨的常规剧本——财产争夺。我预测未来律师这个行业大有可为,因为光是富豪财产争夺战就够养活一大批律师的了。 

《新周刊》:北大教授张维迎认为全世界存在三类企业家——第一类能够想象和识别消费者需要但不明白的东西,比如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第二类满足市场上已经表现的需求,把产品和服务做得更好;第三类就是按订单生产,“人家设计好,你加工出来”。你认可他的说法吗?

王志纲:这种说法太繁琐了,其实就是我之前说过的“找市场、跟市场、等市场”。“找市场”只占10%,他们属于“先知先觉”;“跟市场”占70%,他们属于“后知后觉”;“等市场”占20%,他们属于“不知不觉”。这三类人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里有参天大树,也有灌木丛林。“找市场”的先知先觉者是摩西式的人物,是殉道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先知,他们很风光,但其实也很痛苦。

策划的小海时代结束了,大海时代来临了

《新周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为政府、企业和城市做策划,和上世纪90年代末做策划有什么不同?

王志纲:完全不一样。30年前我搞策划时,中国还处在滩涂时代,那是“赶小海,拎小篮,抓小虾”的时代。那时候没有大海,所以人们只能赶小海,但我知道未来肯定会涨潮。

现在回头看,当初和我一起赶小海的全被淹没了,策划的小海时代也随之结束了,大海时代来临了。

《新周刊》:你提出过一个“市长跟市场跳舞”理论,认为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从策划者的角度看,现在中国城市管理者的理念和以前相比有哪些改变?

王志纲:现在比过去退步了。10年前的城市管理者大多想做事,当他们能力不够时,会尊重市场;当他们碰到天花板时,会谦虚地向专家请教,在市场里找规律,所以他们也从官场之人变成了尊重市场的人,从而在官场和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现在有些城市管理者不作为。从我们策划人的角度看,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当你想帮这些城市管理者做到最好时,你很可能在“咸吃萝卜淡操心”。你想帮他使上一百分的劲,他却在十分的阶段就让你打住,觉得这已经“够了,够了”。                                       (采访/Junita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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