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罗屿   图/FOTOE    2018-12-01    第528期

沈从文:我不相信命运,却相信时间

人们在谈及沈从文时,多会偏重其温厚、宽容、隐忍的一面。他能耐住困苦和寂寥,不为时代所裹挟。然而,这个一生忠于自我的人,内心或许始终有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这不是怯懦或怕死,而是不愿有价值的生命白白耗费于人为的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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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湖南师范大学教师凌宇收到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你那本传记,有几处,老人家(沈从文)一再嘱我给你写信,坚决删去。”

张兆和信中提到的传记,即凌宇完稿于1987年夏天的《沈从文传》。同年10月,凌宇将打印好的文稿带到北京,送交出版社,同时面呈沈从文。一周后,凌宇心情忐忑地来到沈家,准备接受“即将到来的传主本人的判决”。然而,沈从文只是轻轻地说:“很不错,很不错。”凌宇喜形于色,心里却起了一丝酸楚:“我岂不知沈先生的评语只是出于对晚辈的厚爱?”

凌宇翻开沈从文过目后的书稿,上面留下不少用铅笔校改的字迹,笔画已不中规矩,歪歪斜斜。沈从文自1983年病倒后,思维虽依旧敏捷,生活上却离不开张兆和的照顾,若写短文、短信,往往只能口述再由张兆和笔录,可见他在一字一句校改《沈从文传》时是怎样的费力。凌宇发现,沈从文除却对文稿中时间、地名、人名讹误处有所校正,“凡属可能牵动对传主整体认识与把握的地方,无论这把握是否准确,一处改动也没有”。

凌宇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但这本传记却给沈从文带来些许不安,否则他不会在几个月后嘱咐张兆和写信再提传记一事。

2018年年末,作为沈从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凌宇对《新周刊》回忆道,信中明确列出要删去的内容,“全与沈先生本人的行状无关,只是涉及一些曾与他有过某种瓜葛的人士的毁誉”。比如,沈从文年轻时被一“白脸女孩”骗去卖沈家老屋所得的一千块钱,因而无脸见人,从芷江出走常德。凌宇将“白脸女孩”的名字写入《沈从文传》。“沈老嘱我删掉的理由是——听说这位老太太(当年的白脸女孩)还健在,不要因此给人造成损害。”

沈从文要凌宇删去的另一处涉及的那人,“文革”前曾得沈从文帮助,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他学生,“文革”中却无中生有,诬告沈家是“裴多斐俱乐部”,经常“举办黄色舞会”“听黄色音乐”,还曾当众指着沈从文的额头奚落说:“你过时了。”

即便内心深受伤害,沈从文依旧叮嘱凌宇在传记中“不要点名”,“写得太具体不合适,也无必要”。在凌宇看来,“沈先生宽容到极点”。黄永玉也说过:“从文表叔一辈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对他反噬,也是从不想到报复。”黄永玉觉得,这并非源自沈从文强大的自信,也不是他没有还击的力量,“只不过,把聪明才智和光阴浪费在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习惯”。

“命运仿佛做出一种持平的安排,让他以知识上的富有,去弥补生活中的败北。”

在1949年春天自杀被救后,沈从文反倒“平静”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转入谧静”,他说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但沈从文也清楚,“在承受了新的社会要求的文学领域内,自己的落伍是注定了的。与其于己于人有害无益,不如避贤让路。既然实证生命价值的途径不止一条,文学创作已经难以为继,尽可以另外的方式为社会服务”。

沈从文找到的“另外的方式”,便是文物研究。1949年后,关于工作去向,他其实可以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但最后还是选了历史博物馆。

沈从文最初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是为陈列的展品写标签。那时,从香港回内地工作的黄永玉正寄居在沈家,见表叔在新工作上安之若素的神气,黄永玉心有疑问。“我为他那精密至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 黄永玉说。

弃文而研究坛坛罐罐,在很多人看来,是沈从文逃避且无奈之举,但凌宇认为,沈从文后半生倾心古文物研究,并非以消极隐退的方式求自保,“他只是在一种不做广告、不事声张、旁人迷惑不解、自身也默默无语的状态中,开始了向另一片天地的艰难跋涉”。

上世纪50年代,每天清晨,天安门前的一个角落里都会瑟缩着一个五十出头的矮个老人。三九寒天时,他穿一件灰布棉袄,一面跺脚一面将一块刚出炉的烤白薯在两手间倒来倒去取暖。过往的行人,谁也不会料到,这个正等候博物馆警卫按规定的上班时间将门打开的老人,就是沈从文。

为了这份崭新的事业,沈从文简化了自己的生活。因为怕耽误时间,他中午从不回家,经常拿一块手绢包两个烧饼在馆内填饱肚子,下午继续工作。几年时间,他以惊人的毅力,成为文物史方面几乎“富甲天下”的专家。“在沈从文身上,命运仿佛有意在做出一种持平的安排,让他以知识上的富有,去弥补生活中的败北。”凌宇说。

“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

如凌宇所言,在由千千万万文物筑成的历史迷宫中徜徉,沈从文游刃有余,但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人事风云,却令他一筹莫展。当年,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浪费展览会”。一批由沈从文经手购买的文物,被当作浪费的典型拿到展览会场陈列。沈从文也被通知去参观,接受教育。他默不作声,眼前的景象只让他感到滑稽。

历史博物馆新馆落成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应邀参观,沈从文被指定为陪同讲解。吴晗一行来到馆内,沈从文正待上前,见吴晗与几位馆内领导在文物前侃侃而谈——吴晗虽是一位历史学家,对文物却并不十分在行——不愿扫他们的兴,沈从文悄悄转身离开。事后,馆内立即召开批评会,称沈从文失职及无组织、无纪律。沈从文不作声。有人揪住不放,继续发问:“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沈从文无奈,只好说:“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人们方才知道吴晗曾是沈从文的学生。

“沈先生深知人情世态大率如此,许多事是无需辩也无从辩的。”但凌宇觉得,对任何人而言,由意志支配的豁达并不能完全抑制下意识里的软弱。常年埋首于坛坛罐罐的那份寂寞,也培养着沈从文的孤独感。一天,郑振铎来博物馆看望沈从文,见到这位30年代即相熟的文坛旧友,沈从文有许多话讲,却不知从何说起,他只是握着郑振铎的手叫了声“西谛”,眼圈便红了。

但沈从文从没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觉得从事文物研究对整个中国而言,是一件“急得不能再急的事”,他容不得自己无端耗费生命。在给黄永玉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要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

“我还是做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

但沈从文和他所热爱、拥抱的文物研究工作,却一次次卷入社会风暴。

在学者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后半生如同一个漫长的绝境,而他日复一日以创造事业的方式对抗着这个绝境。1949年的那次自杀,对沈从文而言或许也是“因祸得福”,已经“死”过一次的人,如同在绝境中重生了一次,以至于他在此后经历如此多的磨难、风波、屈辱——无论是“文革”中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还是倾注大半生心血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历经16年才得以出版——他都能淡然处之。

据黄永玉回忆,“文革”高潮时,久未见面的叔侄俩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沈从文装作没看到他,擦身而过。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对黄永玉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在很多沈从文研究者看来,沈从文身上的这种淡然,很大程度源于他有一个强大的“自我”,知道如何判断自身与周遭的关系。凌宇甚至认为,在中国所有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坚守自我最好的一个。

1958年,在一次文艺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当场宣布,老舍很忙,准备让他多做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想请沈从文担任,举座一片掌声。沈从文立即站起来说:“我还是做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此事就此搁浅。
 
“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命定的悲剧性。”

这些年人们在谈及沈从文时,多会偏重其温厚、宽容、隐忍的一面。他能耐住困苦和寂寥,不为时代所裹挟,在不公的命运面前,有挣扎,有苦痛,但也能避害躲灾,在困难的环境中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凌宇在与沈从文长达10年的交往中,从未听到他恶语向人,“间或也听到他无言的叹息,但那只是一种对人心叵测的悲悯”。但凌宇总觉得,在这宽容与悲悯的背后,似乎又深藏着一种难言之隐。至于这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他无法说清。

直到沈从文去世前一个月,正在积极筹备一场全国性沈从文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凌宇,在一周内连收两封由沈虎雏(沈从文次子)笔录的沈从文来信,信中措辞决绝:不同意召开这样一场有关他的学术讨论会。沈从文信中还提到凌宇的《沈从文传》,“还不能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

“从字面上看,沈先生力图‘忘我’,几乎到了‘逃名’的程度。”但凌宇回忆与沈从文的交往,“他不是一个出世者,无论是先前的文学创作,还是后来的文物研究,都被沈先生视为证实生命价值的途径。”凌宇觉得,沈从文之所以如此“逃名”,在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迫害感”。“他有着太多历史与现实的负累,仿佛身后有一片巨大的阴影在追逼着他。他极力要逃离这阴影,却始终逃不出去。这不是怯懦或怕死,死并不可怕,活着反而艰难。”凌宇记得,1981年沈从文访美期间有台湾作家问他是否相信命运。沈从文答:“我不相信命运,却相信时间,时间可以克服一切。”在访美期间,沈从文还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顽强坚持工作,才能留下一些东西。”

“沈先生不愿意有价值的生命白白耗费于人为的风雨中,他的担忧与恐惧,从大处看,是为民族;从小处看,是为自己,同时也为别人同样宝贵的精力与生命。”沈从文去世后,凌宇在一篇怀念文章中,援引了沈从文写于40年代的一句自我预言:“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命定的悲剧性。”

2018年是沈从文去世30周年。凌宇回顾自己几十年的沈从文研究,“既是向一个作家的作品贴近,也是向一个作家的灵魂贴近”。然而越贴近,他就越觉得无法捅破阻碍心灵沟通的最后那层薄纸。他忽然想到,沈从文一生其实都在呼唤、寻求人与人心灵的沟通。

凌宇记得,沈从文逝世后,灵堂悬挂的遗照上写着他生前的题词:“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灵堂里回荡着的贝多芬《悲怆》乐曲,不只是沈先生一生命运的写照,也是他所意识到的人类灵魂的宿命象征。”
(参考文献:《看云者:从边城走向世界》《摘星人:沈从文传》《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沈从文的后半生》等)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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