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孙琳琳   图┃由中央美院设计学院提供    2018-10-15    第525期

“后生命”时代,艺术何为?

科技让人类做到了许多之前梦寐以求的事,活着,变成了更复杂的体验。此时此刻,生为艺术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又该做什么?

艺术 0 0

生命之后会发生什么?也许只有艺术能沟通这个问题。在不远的未来,当生命可以不死,一切皆可制造,也许只有艺术是人类最后的保留地。所以当买下了2023年马斯克SpaceX绕月旅行的日本富商前泽友作谈起飞行细节时,他表示要带上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

2018年9月,让生命、科技和艺术正面相遇的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BMAB2018)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展览以“后生命”为主题,关注存在于算法中的数据生命、基于机械架构的仿生生命和介于生命定义边缘的合成生命,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与生命的价值。

参展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作品给观众的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审美体验,整个展览更像是由艺术与科技互相支撑搭建而成的虫洞,通往未知与未来。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苏新平说:“技术变革已经深刻影响了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和创作思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转变就是从工作组织形式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已经从艺术工作室转变为实验室的工作模式。”

未来已近在咫尺,“后生命”是一个明示。

机械生命:有一天它会遇上自己的佩姬·古根海姆

机器人能干什么?造梦、涂鸦、算命。

在诺兰电影《盗梦空间》里,造梦师能够建造迷宫一样的多层梦境。现在,MIT流体界面实验室的Adam Haar Horowitz、Oscar Rosello、Judith Amores将电影的想象部分地变成了现实。由他们编程制造的梦境机器“COCOON”,可以通过追踪大脑、肌肉、心率三方面的运动数据来跟踪睡眠,并用气味、声音和肌肉刺激来引导睡着的你,进入理想梦境。

艺术家波洛克可能是美国艺术史上最热门的造假目标,当他天马行空的泼与涂成为天价之选,世上就多了很多比他还疯的行动派。2017年,国际艺术研究基金会(IFAR)揭露了一系列造假案,其中所谓的布伦纳曼收藏,向市面上输出了至少11幅波洛克赝品。

从涂鸦风格上来说,日本艺术家yang02、So Kanno设计的自动涂鸦机器人,可能比波洛克以及他的追随者、仿造者更加难以捉摸。它的机械手臂以双摆混动运动,更抽象,更无迹可寻,更具破坏力,画出的线条可谓千变万化。涂鸦机器人并不是波洛克,但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它也会遇上自己的佩姬·古根海姆。

二楼展厅尽头有一个小房间,总是被好奇的观众所占据,这是一个机器女巫的占卜屋,在这里,艺术家Elena Knox、Katsumi Watanabe通过网络将位于东京科学未来馆的Alter机器人请入央美美术馆,给观众算命。掌握了海量数据的机器女巫就好比开了天眼,一开始你觉得太准了,但随即就明白,原来自己不过是芸芸数据众生中的一个普通字节。

数据生命:你死以后,数据财产怎么办?

有一类艺术家,他们雕刻思想、记忆和情感,创造了人们前所未见的神经风景(NeuroScapes),德国艺术家Tobias Gremmier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香港生活了7年,创作了一系列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作品,比如将武术动作进行数据化提纯、编码,将看不见摸不着的气韵制作成清晰可辨的视频。

“一个功夫大师把动作传授给他的弟子,一代传给下一代,这已经是‘后生命’了。”但是这些动作到底意味着什么?Gremmier认为数据技术的使命不在于分享或保存,而是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然后再反过来塑造和转化武术。

徐冰的《蜻蜓之眼》是一部基于监控的电影,而悉尼艺术家Brad Miller的《被监视:来自监视文化的瞬间》则是一部基于监控的真人秀,每一个从他数字装置前走过的观众,都自动被人肉、被分析,都能亲眼目睹自己的数据影子。这一体验正是我们真实生活的显影。

你死以后,数据财产怎么办?这个问题也是Nancy Mouro Flude所关心的,她自称后网络艺术家,也是21世纪艺术形式馆的馆长。她的作品《预言:数字大漩涡的浪漫反叛》,将数据殖民的海盗船开入央美美术馆展厅,建立了一个大数据的小舞台,是对掌握了大多数人隐私的少数大型数据公司的控诉和批判。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理解自己的数据是如何被使用的,同时我们也并不愿意接受数据被使用。但他们利用消费作为中心点,创造出的行业都是基于我们个人的数据。如果一个公司拥有了个人数据,用户就无法控制数据走向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掌握自己的数据,理解自己的存在,而不是成为数据的奴隶。”

合成生命:让残缺的生命得到修补

展览的这一部分可能会暂时地导致食欲丧失,当你明白原来所有人间美味都可以用一点儿唾液仿造。

艺术家梁文华的《基因汤》就是从自己的唾液中提取DNA,并通过实验将其变成可食用的溶液,而且可以调配出任何口味。当人们还在为转基因食品争论不休,科技已经去到更激进的领域。

说到激进,展览中最激进的作品莫过于大型沉浸式装置《心房》,这一探讨器官移植和生死之别的作品,由艺术家Helen Pynor、Peta Clancy与科学家Gail Priest合作完成,他们制造了一台全功能心脏输液设备,维持着两颗猪心的跳动,同时在现场播放接受过器官移植手术者的访谈。当心被替换,你还是你吗?这样的问题太沉重,这件作品在欧洲无法展出。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人?人又当如何更好地改进自己?生物艺术家Amy Karle关心这些问题,并利用人类干细胞进行创作。“生命结束之后,穿越生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这种体验实际上跟正常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也是我们一直都希望能研究的。”

本次展览中,她的《再生的圣物》是一个3D打印的人手形生物打印支架,放在可降解的pegda水凝胶中进行生物反应,自行生长。14岁时,Karle就经历了手术,她成长中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残缺的生命得到修补和改善,比如让有先天缺陷的孩子跟普通孩子一样健康成长。“成为更好的人,”Karle说,“做作品的时候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越多地研究自己,就越多地看到机遇,我们可以重新创造我们自己。”“后生命”时代,艺术家野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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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御签(OMIKUJI)”是艺术家Elena Knox和Katsumi Watanabe的首个艺术—科技实验项目“Alter versus Deep Belief”的一部分。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通过网络让观众与位于东京科学未来馆的Alter机器人面对面互动。


专访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 宋协伟
未来大学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而非专才

《新周刊》:本次展览的主题“后生命”是如何确定的?

宋协伟:我们从科学、艺术、技术等大家所关注的社会话题出发,确定了“后生命”这一主题。科技走到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数据化时代,也是未确定的时代,任何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新的经济模式,比如共享模式、区块链模式,导致了资源的重新匹配,从而导致了价值模式的改变,今天的价值回报跟劳动力已经不直接发生关系了,产生动力的生产力方式发生了变化。

2017年上海车展,李彦宏免费公布了百度花几百万美元研发的无人驾驶技术,任何企业都可以拿着这套技术去生产。这件事改变了什么?第一,改变了传统汽车行业;第二,改变了百度的盈利模式,将来它就有可能成为交通行业大数据的垄断者。

《新周刊》:“后生命”展主要关注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宋协伟: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导致我们今天所有的话题都要重新梳理,在新兴学科和科技所引导的变化中思考人类未来。“后生命”从技术角度、经济学角度和全球化发展角度来对我们的价值观进行重新判断,另外也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探讨了技术对人类未来审美方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新周刊》:展览中有不少挺猛的作品,有一些作品甚至在欧洲是不能展出的。学院如何向观众展示这些作品?立场是什么?

宋协伟:我们选择的作品一定是最前沿的,是以问题为导向、探讨未来的,甚至是人们都认为不可能的话题。我们邀请的艺术家都具有一定的科学背景,虽然讲科技,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的正常生活的角度。二楼展厅有一个很大的信息墙,既是帮助观众重新认识艺术,也是告诉大学生和大学教师,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已经发生本质变化,大学教育已经远远落后于企业的研发。

《新周刊》:说到“后生命”,谷歌首席未来学家库兹韦尔曾说2029年人类将开启“不死之旅”,到2045年实现永生。你怎么看?

宋协伟:对人类的任何想象都是可能的,科学概念背后都隐藏伦理道德的判断。如果将来大家都不死了,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容纳得了?所以人类已经在探索地球之外的生存空间了。9月18日,马斯克公布了2023年SpaceX 首个绕月旅行的游客名单,有趣的是,买下这趟旅行的日本富商前泽友作计划邀请六到八位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参加绕月之旅,这些话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新周刊》:新的生产力对未来大学有什么影响?

宋协伟:今天的百年大学都延用工业革命以来的那套模式在培养人才,如果我们要考虑到未来,就必须注意研究型大学对未来所产生的技术和行业影响力,我们要培养有预见能力、对未来产业和学科有话语权、能规范行业规则和标准的人才,这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所立的高度。2014年,我们举办“未·未来”全球教育论坛,邀请的嘉宾都是影响和改变了这个时代的人,比如《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负责人伊藤穰一、西班牙马德里IED设计学院教授克莱夫·范·希尔登、美国巨变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布鲁斯·茅等。

《新周刊》:目前形势下,设计学院培养学生的方式是否也要相应调整?这样招进来的学生跟以前相比有变化吗?

宋协伟:我们的变化从高考招生开始,比方说2015年的考题是棒棒糖,让考生品尝味道之后再来重新审视设计包装;2016年考了转基因;2017年考了鲍勃·迪伦。这么考的目的就是要筛选出综合素质高的人。

设计学院的教学改革把原有七个专业的墙壁打通,形成了四个最明显的变化:一是共享学分,二是共享教师资源,三是共享空间,四是减少行政人员。我们现在的研究生导师组,聘请了美院内部、全国院校以及国外专家来做导师,同时设立新学科,比如情报设计、服务设计、社会创新设计等。通过申报新学科,鼓励导师做第二专业研究,为未来教学做准备。

从学生的毕业设计来看,还是能感受到变化的。在教育部申报一流学科的时候,中央美院的美术学和设计学入选“双一流”,是全国音乐、舞蹈、美术类院校中唯一的。

《新周刊》:设计学院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狭义的设计范畴。

宋协伟: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中央美院的学生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学专业知识,更是为个人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的传播和传承而来,未来他们将具备创造力,具备改变世界的能力。                                                   (采访/孙琳琳)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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