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孙琳琳       2017-2-13 14:07    第488期

城市越硬,民谣越软

当赵雷轻抚吉他唱出“玉林路的尽头”,他指出了一个地点,制造了一种欲望,激活了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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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可能是被“黑”得最厉害的音乐类型,总被批评无病呻吟、旋律不佳、词库单调如小学生作文。甚至有民谣歌手公开表示特别反感别人叫他民谣歌手。

可民谣又最容易入耳入心,每一场现场演出,都属于公开往观众伤口上撒盐——台上衬衫牛仔浅吟低唱,台下撕心裂肺哭花了妆。

到底是什么让今天的人如此感性,听民谣会流泪?

如果一定要给今天的民谣下一个定义,那么我们所讨论的民谣,其实是个人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单相思。带着对时间的单相思,唱起逝去的青春;带着对地点的单相思,唱北京、唱成都,在北方思念南方或者在南方思念北方;带着对人物的单相思,唱《同桌的你》《董小姐》或者《沉默的南方姑娘》;带着对事件的单相思,Beyond于是用《光辉岁月》歌唱曼德拉。 

因为求之不得,所以念念不忘、循环播放。

创作者也许有很多种情绪要表达,有“午夜梦回后的忏悔、繁华散尽后的真诚、冷眼审视后的怒意”(乐评人郝舫语),但如今传唱度最高的,毫无疑问是那些自怜到掐得出水来的民谣。听众的雷达好像对“少不更事”“孤独”和“失败”这类负面情绪特别敏感,忧伤的歌曲如同那喀索斯日夜相对的湖面,渴望认识自我的冲动,在单曲循环中慢慢变成了顾影自怜。

民谣响起,这首歌击中了你。也许因为今天民谣萌发的地点就是你所赖以生存的城市——挤爆的地铁、加班的夜晚、昏暗的酒吧、钢筋水泥的森林,在四周坚硬的背景映衬下,你特别渴望柔软的慰藉。

当电视镜头里出现赵雷狭小的工作间、刘欢写在墙上的签名,你是不是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蜗居和理想?当视频里出现东京街头的流浪歌手用粤语高唱Beyond的歌,你是不是跟现场唯一的女观众一样泪湿眼眶? 

很多喜欢民谣的人觉得民谣唱出了自己的苦闷压抑、不被理解,然而这种自我认知多半是因为你还年轻,生活得不算好但也不算太坏,还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也没有深刻的关切。

2016年10月22日21:09,赵雷在微博上写道:“干吗非要勉强自己长大。”现在这条微博有近9万个赞。

但和之前爆红的其他民谣歌手一样,赵雷也“躲”起来了,不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也不接受采访。伴随名利而来的是巨大的压力和激情的流失,更重要的是,不管愿不愿意,他正在长大,也将变得更成熟。

自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推进到全世界。如今,超过70%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及其附近。而在中国,单是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就有15个。这些巨型城市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周边人口和资源,产生了只有城市化才能造成的更冰冷、更彻底的背井离乡,也产生了独属于城市的感性。

面对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没有一首歌能一言以蔽之地说清一座城,反过来,任何歌又都抓住了城市化的某种共性。如果说经典民谣是艺术,那城市民谣就是一种当代艺术,它紧贴这个时代常见的怕与爱,歌声背后是个人化的宣泄,更是对社会情绪的表达。由于时间观的趋同、空间感的趋同、日常经验的趋同,人们的情感模式也有迹可循。民谣歌迷时常抱怨自己喜爱的小众歌曲变成了大众流行,这恰好说明创作者准确把握了社会流行心态,赢得了共鸣。

民谣与城市是什么关系?它本身即是法国城市批评家居伊·德波所描述的景观社会的组成部分。尤其是由视频节目输出的民谣,经过视觉化润色,再配上歌手的心路历程、炫目的声光效果和煽情的观众互动,制造了一种影响力极大化的景观,使观众不由自主地进入幻境,去模仿镜头里又哭又笑的场面,主动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并由此构建人际关系和情感归属。

所谓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一座城,意味着因为一首歌的流行而重新迷上某个城市的景观秀。当赵雷轻抚吉他唱出“玉林路的尽头”,他指出了一个地点,制造了一种欲望,激活了一个符号。于是已经存在了20年的小酒馆,在2017年突然每天人头涌涌,成了成都新的文化朝圣地和婚纱照拍摄地。

春秋时期,中国就有了民谣。据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民谣编辑,他把3000多首民歌删成了包括十五国国风、共305首的《诗经》;1892年,德沃夏克出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他以种植园黑人的灵歌和印第安旋律为要素写出的名作《自新大陆》也是民谣;鲍勃·迪伦虽然在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开始使用电吉他,但他一生的创作本质上还是民谣。

还可以举出许多耳熟能详的例子。这些民谣吟诵的不只是一座具体的城或一种具体的情绪,还可以是一个事件、一代人、一派思想、一个时代,等等。写或编这些民谣的人,他们的想象力远远超越了地点或情感的限制,他们的听众也一样。

民谣虽然从来没有成为爆款,但也从来没有退出主流音乐。民谣是赞美诗,是讽喻诗,是抒情诗,即使在当代情境下加入了更多自怜和哀伤,仍不失为一个清新的乐园。

不过,为了摆脱那喀索斯的命运,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辈子躲在这个乐园里面。必须远离的,不是一种音乐形式,而是一种浮在表面上的生活。《像一块滚石》一书记录了鲍勃·迪伦1965年宣布从民谣转型到摇滚时的自白:

“民谣音乐界一直是我必须离开的乐园,就像亚当必须离开伊甸园。……前方的道路将变得危险,我不知道它通往何方,但我还是踏上这条路。眼前即将呈现的是一个奇怪的世界,一个雷暴云顶、闪电边缘呈锯齿状的世界。许多人误入歧途,从未能回归正轨。我则勇往直前,走入这个宽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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