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
   朱慧憬(采访整理)    2010-09-25    第329期

熊伟 我最不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能力

这个社会不需要你出人头地,不需要你承担风险,但需要你有是非感。现在很多人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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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伟
湖北人,大学毕业后在湖北荆门热电厂当过工人,还有过近10年的记者生涯。现居北京,是一名致力推动公民参与立法的民间学者,2005年成立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他最关心、研究最多的是“三农”问题,用4年时间完成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并一直努力推动这部立法建议稿能成为真正的法律。


这个社会不需要你出人头地,不需要你承担风险,但需要你有是非感。现在很多人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有些人觉得生活就是柴米油盐,我说一句不客气话,这是猪的理想。如果每个人只想着柴米油盐,这个社会就完了。温家宝总理说人需要仰望星空,我想我最不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能力。

  对我来说,人生的成功就是推动公民参与立法。人人都像我这样思考,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个社会不需要你出人头地,不需要你承担风险,但需要你有是非感。现在很多人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位卑未敢忘忧国

  我觉得真正影响我这一生走向的不是父母,而是阅读。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他们和我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样,就是过着有工作有家庭有小孩的人生,不像我,整天为国家的发展想很多事情。

  我从小就爱看书,在阅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有四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一本是《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一个外交官写的,讲述他外交官经历中了解的各国风俗人情和邮票掌故;其他三本是成功者的传记,一本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一个企业家改革的故事,一本介绍克莱斯勒创始人的创业故事,还有就是徐悲鸿妻子写的《徐悲鸿的一生》。这三本书讲的都是如何创新、如何不断努力、如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终成就一番大事业,给我影响很大。

  高中开始,我就想干一番事业。当时,我特别想挣很多钱,就能干很多事情,比如搞一个行走全国的汽车队。大学毕业后,我在家乡的热电厂做工人,发着高烧还给工厂提合理化建议,一手打吊针,一手写字。但厂领导没有什么反应。

  1996年,我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书,题目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提出如何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的犯罪行为、三峡工程如何防止恐怖袭击、中纪委应该在全国设办事处等二十多条建议,有一万多字。我连续投递了四次,都没有回复。后来我寄了一封信给这位领导,表示再没有回应的话,就起诉他。我认为给中央领导写信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管他们是否采纳我的建议,收到信都应该给予回复。后来我收到一封挂号信,说我的建议书已经转给相关部门。我当时的确有点幼稚,如果我知道每天有这么多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就能理解他们无暇给我答复。

 我在热电厂的时候,自费订了20多种全国的法制类报刊。我对法律感兴趣,但并不想把法律作为职业方向,以此挣钱,我只是想做一些推动国家进步的事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能够被政府采纳。我朋友说过,全国13亿人可能只有你在做某一个事情。确实,有些事情除了我,是没有人做的。

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

  当年,父母希望我回老家的热电厂做工人,原因很简单,热电厂的效益非常好。直到现在热电厂还是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如果我没离开,应该和同事们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娶妻生子,平淡地过一辈子——那就是另一个熊伟的人生了。

  我肯定愿意选择做现在的熊伟。因为现在的我可以推动国家的立法,可以提出很多推动社会进步的设想,这是一个光荣的事情。我现在活得更加充实,更加有价值。我当然不是为了名利,如果为了名利,我早就去做生意了,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

  我从热电厂辞职,到武汉做媒体,工作之余,想到了与人大代表联系,通过他们转达我对法制建设的一些建议。我买了一本书,《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录》,按照书上公布的资料,一个个给他们写信。六十多个人大代表,只有两个给我回复。有一些媒体的朋友质疑我做无用功,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回应他们,事情是一步步来的,如果有的事情要用5年时间去推,那么一切就从现在开始计时。他们的质疑从来没有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我只是有时会怀疑自己在做的东西是否有价值。

  1999年开始,每年开“两会”我都会去北京,把我的有关立法的建议书递给一些代表。我不光找湖北省的人大代表,还找别的省份的代表。有代表觉得我这个人很热心,提的建议有可行性,就帮我介绍其他代表。我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慢慢地,和我合作提出议案的代表越来越多,本届起码有上百人。我相信大部分人大代表都是真心想帮人民说话的。

  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比如说跟哪个代表联系、有哪些提案,轻易不说。我有很多秘密,不会和任何人说。毕竟,推进立法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情。

生存问题我绝对不会担心

  我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是2002年,当时才到北京,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自己却没有收入。经济窘迫的时候,父母、朋友都会支持我。朋友们每次给我几千元的支持,说不用还了。我肯定不好意思,以后有钱了,肯定要还给他们的。

  我一直不在乎钱。才来北京时,《中国改革》(农村版)的领导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说只要你们真心为农民做事,我就愿意加入,钱多钱少不重要。我喜欢一群人在一起激情做事的感觉。记得有次做版搞了一个通宵,根本不觉得累,早上结束工作走出办公室,阳光很好,明亮地照在脸上。我想起了一句话:阳光打在你的脸上,照在我的心中。我当时和朋友说,我的下半辈子是要交给农民的。

  生存问题,我绝对不会担心,我个人所需的生活费用是很低的。一个月生活费不到1000元,房租2000元左右,其他没有什么开销。我不会在北京买房子,只会租房住,但我对抑制大城市房价上涨有一系列看法。唯一让我想多挣点钱的动力,就是我想让父母生活得更加幸福。我想我可以去做一点文化的事情来挣钱,比如编书或者写作。

  我至今单身,是没碰到合适的人吧,或者正好对谁有感觉的时候,我的事情太多了顾不过来。有时在外面跑一圈,回来就怎么都不想动了。和事业比起来,个人问题总是可以放一放的。养老问题?我不担心,我身体还行,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有规律又不打麻将。图什么?最在乎的肯定是国家的进步。我现在成立了一个NGO,可以申请经费。2006年开始,我基本上在做NGO的课题,世界银行给了4万多元,其他组织给了8万多元,差不多就这些。以后每年申请一个课题,有10万元,这一年经费就够了。

  男人之间,确实会比较,比谁的事业更成功,而不是把钱财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我觉得公民参与立法能够成为社会的共识,这就是我的成功之处,因为我一直在呼吁公民参与立法。如果能做到以宪治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一个法制国家,这是我最大的理想。到时候,我肯定不想当官,我要退休,可以和朋友们去风景优美的山区隐居,或者去大学当老师。我相信到时候,大学招募老师会量才而用的。

采访手记

  在熊伟的描述中,他一天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与国家命题有关,他永远在看书、思考,然后奋笔疾书,先天下之忧而忧。

  据媒体报道,熊伟住在圆明园附近的红砖平房里,一个菜吃一整天。他到屋外上公共厕所,在公共澡堂洗澡,生活拮据,不时需要朋友接济,可是他却有着丰富的藏书、丰富的梦想和丰富的心灵世界。

  现代社会,人们抱怨物质生活压力把梦想的空间逼仄到无限小的地界里,而熊伟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极端的生活可能。这个务实到极致的社会,是需要一些熊伟的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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